毛泽东在1909年秋曾请求父亲把他送到毛岱钟先生那学习大清律法。当时毛父曾输过一场官司，就是因为他的对手引用了一句经书上的很合适的话，因此而败诉。正是这半年的法学启蒙教育，让毛泽东熟知法学常识，也奠定了后来毛泽东治理国家的主要精神。

毛泽东任期共有三十多位秘书，在这些秘书中不乏法学大家。比如毛主席的早期秘书江华，后来曾经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等职；毛主席在任职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时的秘书是“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谢老是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他起草了我党第一个惩治腐败的法律文件《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意义重大。

邓小平同志为人熟知的是改革开放的设计，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和法律的渊源。1978年，天普大学授予邓小平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成为迄今为止唯一授予中国国家领导人荣誉学位的美国大学，邓小平称其"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也象征着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由此拉开两国法律交流的序幕。

长江后浪推前浪，邓小平的孙子邓卓棣长大后考入北大攻读法学，后来又前往美国杜克大学深造，随后在华尔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任职一段时间后又回国发展，成为了一名基层县官，负责发展政府法制等方面工作。

说到刘伯承元帅不得不提的就是“五院四系”之一的西南政法大学。这所曾经被誉为“法学界的黄埔军校”的政法院校前身为西南人民革命大学，1950年由刘伯承元帅创办；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政法系为基础，合并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重庆财经学院的西南政法学院正式挂牌成立。

得到时任西南局负责人邓小平、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出任首任院长，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校名。特殊的建校背景，使西南政法大学被誉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西南联大”。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董必武同志也是一位伟大的法学家。董必武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具体国情，提出了很多具有独创性意义的见解，同时他也一直长期奋斗在法制建设的实践第一线。

他曾经提出法制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在那个时代，他还提出，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迅速创立人民民主的法制对于促进和保障经济建设的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我们在中学政治课本中背得滚瓜烂熟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即是董必武同志在五十年代时针对我国法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所提出的方针。

董必武先生在当时十分具有前瞻性地提出要抓紧对基本法律的制定工作，如今我们看到的民法典多多少少有其当时的思想的影响；他还提出要培养人民的法律意识，加强法制宣传等，这些思想时至今日也没有过时，可以说，董必武同志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