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泽东很注意调整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这些干部中也包括高岗。一次，毛泽东将著作《论持久战》交给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莫文骅想多读几遍，没有来得及下发传达，就被高岗告到了毛泽东那里。莫文骅非常不高兴，说了一些对高岗的意见，毛泽东则正告莫文骅：“你们驻在陕甘宁边区要好好注意搞好与高岗的关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是行不通的。”（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总第41辑）

高岗（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作者：温相，原题：《高岗的前半生》

2009年8月29日，高岗的半身铜像在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高岗的故乡落成。据有关报道介绍，参加者有百姓逾千人。这个曾经跟随刘志丹，参与创建中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人物终于魂归故里……

“跟定志丹闹革命”与高岗三次遇险

高岗，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自小家境贫寒。高岗的降生给家里带来了一线希望，全家节衣缩食供他读取横山第一高级小学。在横山高小期间，高岗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并因此被高小开除。但他很快又被著名进步人士、时任榆林中学校长的杜斌丞招收入校。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可谓陕西革命史上的政治摇篮，后来名震西北的革命领袖刘志丹就是从榆林中学走出来的。进入中学的高岗可谓如鱼得水，频频参加校内的进步活动，引起了校内中共党组织的关注。1927年，高岗赴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该校是中共党组织为培养军政人才而倡导成立的，当时由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1927年春，高岗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高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举办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成立农民协会，并在佳县、吴堡一带组织群众抗粮抗捐。1929年起，高岗被派往陕西地方军阀部队开展秘密兵运工作。

高岗前往的是苏雨生部的王子元团。苏雨生本是土匪头子，被冯玉祥招安后改编为师，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里，苏雨生为了不让同类吞并，不断扩充私人武装。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把高岗、张秀山等一批骨干派了进去，也是在这次兵运工作中，高岗结识了刘志丹。对刘志丹的胆大心细、智勇双全，高岗一直钦佩不已。从这时起，高岗在以后的岁月中几乎从不间断地追随刘志丹，为中共在陕甘边地区播散火种不停奔走。高岗曾写过一首诗，原稿已经遗失，只有两句流传了下来：“跟定志丹闹革命，一心向着共产党”――这应该是高岗当时的真实写照。

高岗在苏雨生部担任了一段学兵队的队长，同时兼任中共秘密党组织特别支部委员、副书记。其间曾被捕一次，经营救后获释，这是高岗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遇险。

刘志丹曾经说过：“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出去搞”。（王世泰《“九一八”以前志丹同志的军事活动》）随着刘志丹政治、军事思想的日渐成熟，中共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在陕甘边地区也日趋活跃。1932年5月10日，刘志丹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梁掌会议”决定：红军游击队整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其中刘志丹第二大队的兼职政委后来由高岗担任。1932年5月，在临真镇战斗中，高岗由于自身原因导致指挥不利，被撤销职务。稍后，高岗调回中共陕西省委协助贾拓夫工作。

1933年7月28日，高岗第二次遇险。这一天，贾拓夫、袁岳栋（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红26军政委）和高岗在西安骡马市福盛楼饭馆吃饭，研究西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起义事宜。却被已在1933年6月叛变的原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程建文发觉，程随即带领特务前来抓人。贾拓夫利用算账的机会逃脱；高岗推开人群，绕道跑开；袁岳栋、杜衡则被捕叛变，供出他们知道的所有中共陕西党、团组织，使得全省的秘密组织遭致重大破坏。而此前，在红26军主持工作的杜衡竟然排斥刘志丹，以所谓“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自居，这给高岗留下深刻印象。从此，他对这类教条主义者深恶痛绝，即便后来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员”身份莅临陕北，高岗也毫不掩饰对他的轻蔑。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要不要恢复红26军的问题。会议最后决定，联合组成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委员。

1934年7月28日，在南梁阎家洼子村召开了陕甘边特委、红26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会议上，红26军被指责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错误。高岗在会议上再度被撤职，丢了42师政委的头衔。关于高岗的这次职务变化，张策（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曾回忆说：“虽然受到了一大堆批评指责，陕甘边特委的领导同志还是以德报怨，赠送了许多枪支经费，特别是把红42师政委的位置让了出来，由谢子长暂时代理，并派红42师的部分主力红3团到陕北协助作战。”（张策《我的历史回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可见，此次高岗被撤职的背景并不单纯。

1935年2月5日，陕甘边、陕北两特委的联席会议召开，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先后成立。西北军委主席由刘志丹担任，副主席为谢子长、高岗。

就在西北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时，“左倾肃反”的狂飙悄然降落。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到了西北以后，听信了有人对刘志丹、高岗的诬陷：“刘志丹、高岗一贯右倾，犯了右倾取消主义错误。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调皮捣蛋，开过小差。”上级对刘志丹、高岗产生了怀疑。有一次，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说是准备清理西北苏区的“右倾取消主义”，被高岗一口回绝：“我们这里就根本没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1935年9月17日，在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的主持下，西北军委改组，刘志丹不再担任主席，高岗也不再担任副主席。稍后成立的红15军团中，高岗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对于这一任命，高岗表示不满，遭致批评。

1935年10月1日，陕北“肃反”拉开帷幕，这是高岗生平中的第三次遇险。高岗原来同红15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住在一起，劳山战役结束后不久，高岗即被逮捕。遭五花大绑的高岗碰见了红15军团团长徐海东，他对徐说：“说我是反革命这是愧心，前次红军打垮了，我化装木匠逃回陕北又组织红军，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红15军团的政委叱责高岗，高岗不服，两人吵了起来。一向待人宽厚的徐海东默默走开，自己在门外流了一阵眼泪，无话可说。（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这次“肃反”造成的影响很坏，对西北苏区的破坏程度也很大，幸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赶到，才把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从左倾暴力的屠刀下解救出来。随着中共中央确定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高岗本人的政治生涯也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