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38年5月 5日，我……接重庆《时事新报》汉口办事处转该报总主笔薛农山函。内附30元钞票。要我马上转陈独秀先生……我不吃午饭，按址前往，问成衣店伙计：“楼上有姓陈的吗？”“是安徽的老头儿吗？他住在楼上。”由这些答话，显然他不知那老头儿是中共创立者和曾连任总书记的政治舞台上大人物。我正欲上楼，那个人又说：“小心啊，当心跌下来！”在黑暗中，我摸上扶梯。前楼的微光，引我走入室内。那是大约8个榻榻米的前楼，在左方靠窗的墙边放一张木板床，上挂蚊帐，中有单被。床前一张方桌，三四张木凳，两三只红皮箱放在床边。看见我，室内3个人有些惊讶，因为才下课的我，穿黄布军装（我是上校教官）。也许他们以为我是受中共指使来杀“托匪汉奸”的暴徒！那3个人中有一位妇人，我认得是在武昌住宅拒绝我和李素麦兄会见陈先生的陈夫人。另两人之一，穿短衣，身材矮小，花白头发，有胡子。我问他：“这儿有陈仲甫先生吗？”他走到我面前说：“你是谁？”我忙把名片递给他。他看后微笑道：“啊！我们是‘汉奸’同志。”我知道他就是陈独秀先生。他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的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

所谓“政治上软禁”，是指尽管陈独秀在政治上已声明无党无派，身体也是疾病缠身，但是对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国民党当局仍不放心，时时派特务监视着他。据时任江津县长的黄鹏基说：“陈先生是受监视的，重庆方面常派人来侦察他的行动，一两个月要来问问。”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10年第11期，作者：祝彦，原题：《寂寞江津客――陈独秀的晚年岁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南京局势越来越危险，陈独秀于1937年9月9日匆匆离开南京，14 日抵达武汉，租住在华中大学校园后侧一所旧式的四合院民房。陈独秀虽然不能亲自操戈上战场，但他对抗日满腔热情，积极鼓动宣传民众抗战救国。期间，除了遇上王明、康生制造的 “汉奸”冤案干扰外，陈独秀的生活基本是平静的。在武汉期间，从延安叛逃来汉的张国焘在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驻汉口特派员、萍乡老乡蔡孟坚的安排下，与陈独秀见了面。对此，蔡孟坚回忆道：

因戴（即戴笠）悉国焘与我同系萍乡小同乡，即亲带他来我家会晤，嘱我对他力加保护，一如保护彼时已被释放也住在武昌粮道街的陈独秀一样，恰好陈、张二人同是北大中共建党发起人，他们原属鱼水相得，又是同病相怜，我让他们见面，因而他们密切往返，我与国焘为小同乡又中学先后同学，从乡谊成为友谊，同时我对他与陈独秀均有保护责任，有时招待他二人便餐。

但这种老友相谈的日子并不长久，由于两人所做的选择迥异，心境也不相同，逐渐越走越远，正如有人分析指出：“一个陈独秀，一个张国焘，同是共产党的元老，同是被共产党宣布开除的人，但两人对共产党的态度又迥然各异。陈独秀是从爱护共产党的角度出发批评共产党，虽被共产党开除却始终保持晚节，不当国民党走狗；张国焘是从痛恨共产党的角度出发反对共产党，心甘情愿地效忠于国民党。”

只有应邀到大学演讲，面对众多热情的青年学生时，人们才能看到革命家陈独秀的独特风采。据当年曾亲自去陈独秀家里邀请他到华中大学做抗日演讲的许俊千回忆，陈独秀的演讲，场面十分热烈。对于邀请经过，他作了详细的叙述：

其时，我正在华中大学学生联合会参与宣传工作，曾在《新青年》杂志上读过陈独秀先生的文章，也偶尔见过他的书法。其学识渊博，翰墨清香，素为人所仰慕。我与几位同学计议，应趁时请他到校园做一次演讲，几经打听，才问明他就住在华大校园后侧候补街5号，离校园后门不过几百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