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课堂上、会场上胸有成竹、滔滔不绝的翟云英不见了，姑娘一言不发；而在千军万马前也口若悬河的刘亚楼也如卡壳的机关枪，一声不响。见此尴尬情形，韩光和王西萍故意说了一些题外话，力图打破僵局，可惜收效不大。

初次见面，虽然时间不长，但刘亚楼给翟云英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精力充沛、谈吐不凡、威武潇洒，一副大将风度。向翟云英求爱的男子很多，但她却始终没有抛出自己的红绣球，因为她坚持自己的择偶标准。眼前的这位军官不正是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吗？翟云英陷入了甜蜜的遐想之中。

1947年，刘亚楼与翟云英新婚合影。（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06年5期，作者：章慕荣，原题：《刘亚楼将军与他的混血儿妻子》

1991年4月5日，清明节。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陵园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手捧鲜花，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灵前。老人家轻轻地放好鲜花，掏出手帕拂去了骨灰盒上的细尘，动作很轻很轻，仿佛当年为凯旋的将军拂去戎装上的纤尘……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刘亚楼将军患难与共的夫人翟云英。

一位是有着俄罗斯血统的姑娘，一位是叱咤风云的“中国战神”，他们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结为连理，共同演绎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悲情战将

“亚楼，今晚请你去王西萍同志（中共大连县委书记）家。”1946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神秘兮兮地对刘亚楼说道。

“有任务？”刘亚楼见韩光神色异常，以为出了什么事，郑重地问道。

不料，韩光却兴奋地说：“哪里呀，给你相亲。姑娘人不错，准保你满意……”

“相亲？！”韩光的话，一下触动了刘亚楼心中脆弱而纤细的情感之弦。

刘亚楼，1911年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有过童养媳。可是，在他18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之后，她就被民团抓走了，不久便被迫嫁往他乡。

从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红军高级指挥员，刘亚楼转战南北，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直至长征后到了陕北，在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兼教育长的时候，才与来抗大学习的女青年员凌漪结了婚。婚后一年，他们生了个儿子，取名煜南。也就是在这时，刘亚楼奉命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刘亚楼在苏学习期间，纳粹德国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不久，员凌漪得到刘亚楼战死的消息，悲痛万分之后与另一位红军干部结了婚。当刘亚楼从一位到莫斯科的战友口中得知消息后，备受打击，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她毕竟这么年轻……”刘亚楼总是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很快，他就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不久，丘比特之箭使他和苏丽娃走到了一起。苏丽娃是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中共早期领导人苏兆征的女儿。苏兆征于1929年病逝后，中共中央将苏丽娃及其母亲、弟弟送往苏联莫斯科近郊的国际儿童院生活和学习。1936年，苏丽娃和毛岸英、毛岸青、瞿独伊（瞿秋白之女）等被派往共产国际主办的莫斯科共产主义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由于苏丽娃的俄语成绩很好，刘亚楼来苏后，她便自告奋勇地担任了他的俄语辅导老师。在面对面的学习中，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迸出了爱情的火花。

1940年，刘亚楼和苏丽娃结成了夫妻。然而，刘亚楼的这次婚姻只延续了不到3年的时间，便因为种种缘故而画上了终止符。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刘亚楼化名王松，以苏军少校军官的身份随苏联对日作战部队回到了阔别近8年的祖国。当他随军来到大连并担任苏军司令部与中共大连市委的联络员时，34岁还孑然一身的他，自然引起了韩光和王西萍的注意。

初次相见

王西萍的家中，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身材高挑，脸庞俏丽，一双明眸闪闪发亮。刘亚楼一见，觉得似曾相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王西萍没有理会刘亚楼的反应，而是径直走到姑娘面前，笑盈盈地介绍道：“小翟，这是刘亚楼同志，刚从苏联回来，你是半个苏联人，你们有缘啊！”

王西萍刚说完，韩光又走到刘亚楼面前，笑呵呵地说道：“亚楼，这就是大连的妇女代表、先进工作者、香炉礁小学教员翟云英同志，还记得上次那个群众大会吗？她就是发言代表之一。”

“噢，我想起来了！”经韩光一提醒，刘亚楼想起有一次应韩光邀请，参加了由市委发起的一个群众大会。会上，香炉礁小学教员翟云英声泪俱下地控诉日军、汉奸的滔天罪行。翟云英的发言博得了阵阵掌声，深受感染的刘亚楼还写了个“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力”的纸条递给了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