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法学院被撤销

　　1966年，北京政法学院停止了招生；1970年12月，北京市革委会决定撤销北京政法学院，全校教师下放到安徽办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文革”期间根据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中所做的指示，对中国党政干部、知识分子等进行思想改造的地方）。

　　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很多人从事法学教育这么多年，突然法学教育这个职业就消失了，北京政法学院也被宣告终止、解散。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出乎意料的决定。

　　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部委和教科文单位都有自己的五七干校。五七干校一般都是在外地，那时候强调越是偏远的地方越要去，所以干校都是在外地极其偏远的地方。

　　那么，在五七干校干什么呢？主要还是劳动和改造。在干校里，所有人都被称为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任何事情都要学员自食其力，包括种田、养猪、盖房、打井等体力劳动。

　　在五七干校，几乎去那的所有学员都要经历斗、批、改三个阶段，即要跟阶级敌人斗，批判腐朽的思想，然后改进工作。而当时北京革委会给北京政法学院的目标是斗、批、散，即斗争、批判完了之后就解散，所有学员在安徽就地分配。

　　找工作时四处碰壁

　　1971年2月，我随北京政法学院的大部队，到安徽宿县的五铺公社去办五七干校。1972年4月，上面决定撤销北京政法学院五七干校，绝大部分教师和干部都在安徽就地分配。当时规定的原则是所有人都在安徽省内分配。我被分配到了宿县师范学校。

　　我过去读过许多“诗话”，讲的是有些人写的诗，在诗中就应验了以后的结果，这叫做“诗谶”。我在焦急等待分配的日子里写了一首词《卜算子•安徽五七干校待分配》：

　　把卷兴还来，提笔情无绪。欲将心里理成诗，肠枯难成句。留也终须留，去更何处去。毫发一减又一程，哪程是归宿？”

　　哪程是归宿？最后分配的就在“宿县”，也可以说是诗词中的问题已经给了解答。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的地位很低、名誉很臭，是“臭老九”，尤其是我们这些摘帽右派，更是自惭形秽。所以，我最终也没有去宿县师范报到。当时找了其他人去问，像我们这样的到底要不要去报到，当地回答说，你们爱去哪去哪儿吧，我们根本不想要你们这些人。当时我就是这样的情况，虽然自己认为是国家培养了五年的留学生，懂法律专业，还有外语的优势，可是在人家接收单位看起来，这些都是没用的。

　　由于我的户口还在北京，我希望能回到北京。当时对我来说，北京户口是最宝贵的，因为只要户口不动的话，我还是可以随时回到北京的；倘若户口迁出了北京，那估计这辈子想回也回不去了。北京政法学院五七干校要解散的消息传开后，想我这样的政治上比较差的教职工，只能自己辛辛苦苦地找工作了。

　　因为“摘帽右派”的身份，所以找工作时四处碰壁。为此，我写了《生查子•为回北京踏门求职有感》：

　　人生一百年，腹中书为贵。扣门与随尘，此生何曾会。啼笑失穷途，心力更交瘁。非是过来人，谁解其中味。

　　后来我遇到了北京政法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宁致远老师。最后通过他在北京延庆县教育局工作的学生的帮助，我才被延庆县教育局接收。

　　调到外国语学校教英语

　　长期在延庆待着，终究不是个办法。我们这些家在北京城里面的教职工，还是希望能够早点调回城里去。

　　对我来说，当时唯一可能使我调离的就是教英语了。那时候中苏关系早已恶化，很多地方都不再教学俄语，而开始以英语作为基本的外语。正好那时候，我的几个好朋友，包括李荣甫、姚兆辉等，他们都在首都师范大学下属的北京外国语学校教书，当然他们非常欢迎我去跟他们一起教书。

　　我要去外国语学校的话，第一关是必须要通过他们的考试。毕竟我不是专门学英语而是学俄语的，我能不能适应他们的要求，我自己心里也在打鼓。所以，为了能够通过外国语学校的途径回北京，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补英语的不足。后来回到北京政法学院，有人就问我：你不是学英语的，怎么看你跟外国人在一起，英语讲得还挺好的？我想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年为了进北京外国语学校，花了很大的力气提高英语水平。虽然原来在中学和大学学过英语，有一定的基础，但毕竟荒废了很多年，又花了很大的力气，才算有所巩固和提高。

　　最后通过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考试之后，他们同意接收我。但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可能更为艰难：获得延庆县教育局允许我调离的批准。

　　这就很难了。不论怎么说，延庆教育局当初是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在乎我“摘帽右派”的身份而接收的，还是特别希望我能够在延庆多服务一段时间。但对我个人而言，家里的困难也确实很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我只好找延庆县教育局局长，经过三番五次的软磨硬泡，他总算同意放我回北京。

　　我在外国语学校只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大概只有半年左右。刚去的时候还辛辛苦苦地备课，但还没来得及上课，1978年下半年传来了北京政法学院复校的消息，我又回到北京政法学院这块备尝酸甜苦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