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文集《民商法纵论》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一书不仅忠实地记录了江平八十年的沉浮与枯荣,也涉及了其亲历的众多历史事件；不仅是江平治学历程的全记录,更是中国法治进程的缩影,此书获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和深圳报业集团举办的2010年度十大好书榜首,让读者充满期待。

　　江平先生的八十年,不仅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生阅历,更锻造出一种只向真理低头、绝不向命运屈服的精神。为飨读者,本报经江平先生允准,特开辟《口述自传》栏目,将江平先生口述、陈夏红整理的《沉浮与枯荣》一书的精彩片段奉献给读者,透过江平的法学人生,我们亦能够窥见中国当代法学的“沉浮与枯荣”。敬请关注。

　　□江平/口述

　　北京政法学院复办

　　1978年年初的时候,我调到了外国语学校担任英语老师。在这里待了半年之后,“文革”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京政法学院复办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对我而言,这个消息是非常让人振奋的。

　　北京政法学院的复办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根据校史的说法,早在1978年年初,中共中央在批转《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纪要》时即决定“恢复政法院系,培养司法人才”。

　　根据这一精神,197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教育部联合向国务院提出了恢复北京政法学院的请示。国务院批准了这一请示报告。8月5日,上述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国务院批准恢复北京、西北政法学院的通知》,就有关北京政法学院复办事宜向北京市革委会做了安排。根据此批件,北京政法学院恢复后,仍使用原校舍,学制四年,在校生规模1700人,1979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

　　就原有的几所政法院校来说,北京政法学院的复办算是比较晚的了。我记得在“文革”后最早复办的应该是西南政法学院,他们在1977年就着手,1978年就开始招生了。在这个时候,西南政法学院就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而且也成为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中唯一的全国重点大学。

　　北京政法学院要复办,我作为北京政法学院原来的教师,当然就回来了。

　　差点去了法学所

　　在北京政法学院复办的消息传开之前,中央各个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松动的迹象。1978年年初,我还在延庆中学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王家福就曾经打电话给我,他想让我去法学研究所,我想这是宣告春天将要到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延庆,比较偏僻,又处于基层,对于国家的大形势是不太了解的。但对于法学研究所来说,我想他们对这一点是有信息的。王家福要我归队来搞法律,到法学研究所去共事,这说明政治上已经是相当的松动了,中央也非常重视法律了,王家福希望我能够为法制建设服务。

　　我接到这个邀请,当然很高兴,立刻表示非常愿意去,至今也非常感激王家福。王家福也是留苏的,但比我去得晚一点,我们还不是在同一个学校,他在列宁格勒大学,而我在莫斯科大学,之前我们互相知道,但没有多深入的交往。他当时邀请我去法学所,可能因为还记得我当年在莫斯科大学的成绩、学业还不错吧。王家福可能觉得我还是个人才,他也希望人才不要被埋没。

　　那么,我后来为什么没有去法学所呢?原因就在于后来恢复北京政法学院,号召以前的教职员工归队,也有人专门跟我明确表示,希望我能归队。

　　我当时衡量了一下,到底去哪儿呢?一个是北京政法学院,一个是法学研究所。当时,终究还是对北京政法学院有一些感情吧,一辈子都在这,而且北京政法学院还有学生需要来教,我一直还是很迷恋于有学生的单位,喜欢跟学生交流,所以,最后辞掉社科院法学所邀请,又回到北京政法学院。

　　为“右派”平反

　　回到北京政法学院之后,经历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为“右派”平反。我刚到北京政法学院报到,当时就接到了针对所有“右派”进行甄别的通知。后来,我们学校对“右派”甄别的结果,是把所有“右派”都改正了,没有任何保留。

　　最终的甄别,解决了反右时错划为“右派”的问题,也纠正了错误的处分问题,而且按照中央的精神,把所有与“右派”有关的档案都退还本人。至于退还本人后,你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销毁也可以,保留也可以。重要的就是你的人事档案里面没有任何有关“右派”的记录了,你的个人历史上不做这个记载,也就不会留下任何“污点”,这对于我来说震动非常大。

　　1978年12月底,我接到了对我的“右派”问题的“改正结论”。接到这个改正结论后,我的第一个表示,就是申请入党。我过去在苏联留学期间,曾经申请过入党。但在苏联留学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既不能够公开活动,更不能公开发展党员。而1956年回国之后,我还没在北京政法学院待多久,就被划为“右派”,更没有资格申请入党了。

　　归队之后,我没有去外语教研室,而是回到了1957年划“右派”时我所在的民法教研室。当时总的指导思想是,原则上当事人归队后还是回到自己原来的编制中。“右派”甄别后,当年我被撤销了的团员资格、助教资格又都恢复了。

　　那时候我已经48岁,作为团员,早就超龄了。而这个助教资格,应该说也是很奇怪的。因为北京政法学院在1971年解散以前,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没评过职称。也就是说,在20世纪50年代,讲师几乎就是最高的职称。北京政法学院成立后,一次也没评过教授。当时讲师已经是很高的学术职称了,哪像现在教授、副教授满地走。在那种背景下,当时只是恢复了我的助教资格。

　　我在2000年过70岁生日的时候,曾经为我的文集《民商法纵论??江平教授七十华诞祝贺文集》写过一篇《自序》,在序言中提到,“上苍待我总算是‘公平’的。1957年以后,给了我整整二十二年的逆境,又给了我整整二十二年的顺境。逆境给了我磨难和考验,使我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我喜爱的一句格言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民族如此,个人也如此。逆境给了我沉思与回顾,使我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已经没有什么可迷信的了,我喜爱的另一句格言就是:‘只向真理低头’。”如今“右派”帽子一风吹去,由此而起的二十二年逆境戛然而止,国家百废待兴,个人亦心旷神怡,正所谓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