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端午时无意中点击到了方刚的《支持将端午节正式命名为“同志情人节”》。两千多年前的一位伟大爱国诗人、沿袭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如今竟然遭到了此种阴阳失调之人的恶搞，愤懑之情无法自已，故作此文以驳之。

一  方刚的屈原是“同性恋者”的由来

方刚此文说：“又一年端午节将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屈原是一位同性恋者，并且因失恋自杀，而非因“爱国”自杀的史实。

早在1944年，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便发表论文，指出屈原是同性恋者。因同性伙伴楚怀王多情别恋而自杀。《离骚》是屈原因失恋而作，非因亡国而写。这一结论得到了楚辞专家闻一多的高度认可。

几年前开始，我便一直在各种讲座和课程中讲：端午节是人类第一个关于同性恋者的节日。”

文中得知，就是这个方刚，已经好多年了，他就一直在宣扬他的“屈原是同性恋者”的谬论。可是，他的此文却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新的发现，只是搬出了两位已作古人的学者为他撑台面。

第一个是曾任四川大学南充分院历史教授的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此君于1944年在成都发表《屈原是“文学弄臣”发疑》一文，把屈原描述为类似于“王公大人有所爱于色而使”的男宠式人物，“和怀王有一种超乎寻常君臣的关系”的“富有娘儿们气息的文人”。而他的《离骚》，则充满了这位“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屈原对政治关心的着重点，也不是为了国家，而是在“怀王对他宠信不终，而听信谗言，疏远了他这一种为自己身上的打算上”。所以，屈原的自杀，也与匹夫匹妇的“自经于沟渎”并无二致，并没有多少值得钦佩的地方。（潘啸龙《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

孙文一出，立即遭到了文史界的围剿。没几个回合，自己便没有招架之力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有人却放出谣言，说是“朱自清请来楚辞专家闻一多主持公道，闻一多给了孙次舟4个字：‘完全正确’”。

闻一多就是方刚搬出的第二位古人。闻先生除了楚辞专家的身份以外，又是一位载于史册的为大众敬仰的民主革命烈士。请出他来捧场自然会有说不尽的好处。

方刚虽然没有用楚辞专家闻一多给了“完全正确”四个字来表述，然而，“这一结论得到了楚辞专家闻一多的高度认可”实际上也就是“完全正确”。

虽然朱自清确实曾就此事请教过闻一多，但是，闻一多先生是否高度认可了孙次舟强加于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呢？结论是没有。

二  闻一多认为《史记?屈原传》是基本可信的

孙次舟《屈原是“文学弄臣”发疑》的第一疑是：“《史记》不可靠。司马迁作《屈原传》只凭传说，并没有“史源”，所以那里所载的屈原事迹都不可靠。”（闻一多《屈原问题》）

作为一个历史教授，我们不知孙先生是凭什么提出这个“疑”的。你凭什么认定司马迁编写《史记》没有史源？在那种“用字如金”的竹简文化时代，我们有理由要求司马迁把他书写的每一件史料必须像今天的我们作论文一样，都要引注出史源来吗！要是我们可以用如此的苛刻要求古代史家，那么，古代史的绝大部份必定都要列于被否定之列！再说，司马迁呕心沥血编写《史记》的严肃认真精神也是不容置疑的。譬如他写《淮阴侯列传》时亲自到韩信家乡实地采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天知道司马迁进行过多少次这样的采访。可见他在《史记》中的叙事作评是何等的一丝不苟。

正因为如此，所以，闻一多对孙次舟全般否认《史记?屈原传》是这样予以回驳的。他说：

“孙先生大概认定弄臣只是弄臣，其余一切，尤其国家大事，便与他们无干，所以不相信《史记》里那些关于屈原政治生活的记载。《史记?屈原传》未必全都可靠，正如《史记》的其他部分一样，但那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孙先生说它没有‘史源’可靠的少，而民间道听途说式的‘传说’十有八九是真话。你不能从字面上读历史《史记?屈原传》尽管是一笔糊涂账，可是往往是最糊涂的账中泄露了最高度的真实来。从来“内廷”和“外廷”的界限就分不清楚，屈原是个文学弄臣，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也许正因屈原是一个“博文疆志……娴于辞令”的漂亮弄臣，才符合了那“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漂亮外交家的资格。战国时代本不是一个在传统意义下讲资格，讲地位的时代，而是一个一切价值在重新估定的时代，那年头谁有活动的能力，便不愁没有活动的机会。讲到身份，苏秦、张仪也够卑贱的，然而不妨碍他们致身卿相，然则在另一个属性上身份也是卑贱的屈原，何不能做三闾大夫和左徒呢？（闻一多《屈原问题》）

闻一多虽然认为《史记?屈原传》“未必全都可靠”，但是，却用“民间道听途说式的‘传说’十有八九是真话。……最糊涂的账中泄露了最高度的真实来”对《史记?屈原传》作了基本的肯定。对于《史记?屈原传》所叙屈原的政治生活以及任职三闾大夫和左徒则表示了深信不疑。这样一来，屈原的伟大爱国诗人形象就是不容置疑的了。因为《屈原传》是一篇大歌大颂屈原忠君爱国品德的人物传记。基于对《屈原传》的信任，闻一多在他的《屈原问题》也对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

我们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沈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在后一方面，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斗争的参加者。”他的时代不允许他除了个人搏斗的形式外任何斗争的形式，而在这种斗争形式的最后阶段中，除了怀沙自沈，他也不可能有更凶猛的武器，然而他确乎斗争过了，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

三  屈原是楚国权臣谋臣干城而不是怀王弄臣

孙次舟《屈原是“文学弄臣”发疑》的第二疑是：“战国末年纯文艺家没有地位。孙先生认为文人起于春秋战国间，那时政论家已经取得独立的社会地位，纯文艺家则没有。这情形到战国末年??屈宋时代还是一样，就是西汉时也还没有多大改变，所以东方朔郭舍人枚皋一流人都‘见视如倡’，司马相如虽有点政治才能，仍靠辞赋为进身之阶（一多案也得仰仗狗监推荐！）甚至连司马迁都叹道‘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孙先生又说，经过西汉末扬雄、桓谭、冯衍等的争取，文人的地位，这才渐渐提高到东汉史书里，才出现了《文苑传》。（闻一多《屈原问题》）

孙次舟所说纯文艺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虽然在当时属于事实，被主子“见视如倡”也是事实，司马迁叹道“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也是事实。但是“以倡优蓄之”并不等于“以倡优居之”，更不等于以色相佞幸主子。倡优的古代表义，指的是以音乐歌舞或杂技戏谑娱人的艺人。将文人“以倡优蓄之”其实就是把文人与艺人混为一体了。但艺人并不是以色相侍人的人，以“倡优蓄之”的文人却都成了以色相伺君的同性恋者，不知这是一种什么逻辑！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所谓文艺界人士也是文人与艺人的结合体，也可以说是将文人“以倡优蓄之”。而在新中国以前，我们国家却有一句“婊子无情，戏子无艺”的流行语，是将艺人“见视如娼”。请注意，是“娼”不是“倡”。以此推之，是不是可以说今天的“以倡优蓄之”的文人也都可以“见视如娼”了？如果被“见视如倡”的人都可以视为娼、都可以视为色相侍人者、都可以视为同性恋者，那么，今天的文人们、艺人们岂不都是如此了！

这个逻辑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今天如此，古代也是如此。尤其是古代的所谓文人，大都有一种清高自傲、指点江山、壮怀激烈的“士气”。屈原就是这类文士的一位优秀杰出的代表。孙次舟引出来的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何尝不是如此。

司马相如虽然是以词赋得到汉武帝尝识的，却是以其政治才干受封为中郎将并以平定西南夷的卓越功绩赢得了自己的社会存在。

枚皋也是以辞赋而为汉武帝赏识的。虽然他也经常在汉武帝面前调笑戏谑，逗皇帝取乐，但是只要有机会，他便会直言切谏。当汉武帝滥用人力物力，修建奢华的上林苑时，他就曾和东方朔一起上书反对，表现出了他不甘于作弄臣的诤臣本色。

东方朔的表现更是不凡，虽然汉武帝不予信用而以倡优待之，可是，他并不甘于弄臣的角色，经常利用自己的博学、胆识和聪明才智讽谏鞭策皇帝，甚至可以逼使皇帝按照他的意旨办事，使皇帝成了他这个“弄臣”面前的“弄君”。他促武帝改变宣室宴请董偃的成命和忍痛诛杀犯罪的亲外甥昭平君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当然，古代王朝也确实有专职的“弄臣”存在，但不是在历史上留名的这些文士，《史记》中也不称为“弄臣”而称为佞臣幸臣，很可能当时在社会上的称谓就是如此。司马迁的《史记?佞幸列传》就是揭实这一类人的存在。

如汉高祖的藉孺，汉惠帝的闳孺，汉孝文帝的邓通、赵同、北宫伯子，汉武帝的韩嫣、韩说兄弟和李延年等。

这些人于文大都一窍不通，唯一的长处是狐媚惑主而求得宠幸，所以与文士毫不相干。

具体说到屈原，

《史记?屈原传》开篇写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疆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这短短的几句话告诉了我们，屈原是以他高超的内政外交才能深得楚怀王的信任而身居要职成为朝庭重臣的。是一位掌握国家内政外交大权干实事的权臣、谋臣和干城。

他主政时为楚国谋划的联齐抗秦方针无疑是一条利国利民的正确路线，使他无可替代的成了楚国爱国力量的代表。没有他的楚国，马上就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成了秦国的口中之食，不但国土被强秦所侵，连怀王自己也被秦国所虏，最后落得个身死异乡的下场。由此可见，屈原对于楚国的存亡盛衰具有何等重大的影响！一个弄臣特别是佞幸之臣哪有可能具有如此大的潜能！

四  以宋玉的为人推定屈原的为人的荒唐逻辑

孙次舟《屈原是“文学弄臣”发疑》的第三疑是：“以宋玉的职业来证屈原的身份。从《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赋里孙先生证明了宋玉不过是陪着君王说说笑笑玩玩耍耍的一个‘面目佼好，服饰华丽的小伙子’，态度并且很不庄重。而司马迁明说宋玉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的，那么屈原当日和怀王在一起的生活情形，也便可想而知了。

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说的一句宋玉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将后出世的宋玉的为人推定为故去的屈原的为人，其荒唐之处有两处。

一是，这个孙次舟对《史记?屈原传》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为何偏偏不否认这一句话而把它当作真实来说事呢？可见孙次舟在文史研究中的严重唯心唯我偏向??唯我所用的拾之，不为我所用的则弃之。

二是，以师从某人辞令的后人的职业和品行推定其师的职业和品行，无异于以子女的良莠推定其母的良莠。俗话说，一娘生五子，五子各不同。究竟以哪个为标准来推定他们的母亲呢？还有一个古往今来的常见现象??师从孔门的许多儒生干起了男盗女娼的勾当。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推定孔子本人也干的是盗淫的勾当！

再说，即使可以按照孙次舟的这个逻辑进行推定。你孙次舟对宋玉所作的评价又是怎么来的呢？你的“史源”在哪里？就凭他写的这三篇赋！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三篇文学作品吗？作为一位历史教授，连司马迁的《史记》也不相信，却将宋玉的三篇文学作品等同于史书，你自己说说，荒唐不荒唐！

譬如这篇《登徒子好色赋》，即使真是宋玉本人写的一篇记叙文，也是面对登徒子攻讦他“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而作出的一番自辩，哪有半点陪着楚王说笑“并且态度很不庄重的影子”！

至于《高唐赋》和《神女赋》，则可以肯定是两篇浪漫色彩十分浓重的文学作品，“巫山云雨”只是一个传说的神话故事，宋玉陪楚王出游之说很可能只是文章的一个起兴而已。怎么可以推定出宋玉是态度很不庄重地有陪着楚王说说笑笑呢！

五  孙次舟曲解《离骚》留笑柄

孙次舟《屈原是“文学弄臣”发疑》的第三疑是曲解《离骚》，以《离骚》内证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他认为：

离骚中每以美人自拟，以芳草相比，说“昭质未亏”，说“孰求美而释女”，又好矜夸服饰，这都代表着那一时的风气。《离骚》当作于怀王入秦以前，是这位文学弄臣，因与同列“靳尚之流”争宠，遭受谗言，使气出走，而年淹日久，又不见召回，以绝望自杀时的一封绝命书。他分析其内容，认为那里“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

譬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被他直译为“后宫弄臣姬妾争风吃醋”。“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则被他直译为“男女情人相责的口吻”等。在他的这种曲解下，整个《离骚》便成了一篇俗不可耐的十分直白的描述失恋心态的长篇叙事诗。如此直白的语言，如此猥琐的情事。不用说其思想价值一无可取，其艺术价值也荡然无存了。

孙次舟对《离骚》所作的这些曲解，不用说大众无法接受。即是他最为信赖的闻一多也接予了毫不客气的批评。闻说：

“如今孙先生察觉了屈原的‘脂粉气’，而没有察觉他的‘火气’（斗争的勇气），这对屈原是不大公平的。”

孙次舟还说屈原的“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与孔孟之称道古帝王不同，“他的重点都只在怀王对他宠信的不终，而听信谗言，疏远了他这一种为自己身上的打算上。”

对于他的这一谬论，闻一多一针见血的指出：我只知道圣人也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的，为什么孔孟的称道古帝王是完全为别人打算，屈原的称道就完全是为自己呢？

六  颠覆屈原爱国形象的政治图谋

恶搞伟大的爱国诗人企图交屈原颠覆成一个十分庸俗的以色相媚君的同性恋者。表面上看，只是性文化中一件与政治无关的社会事件，其性质好像就是同性恋者们拉出一位名人来撑门面，以便推行自己的变态性主张。实则恐怕没有这样的简单，其间很可有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在。

因为，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正是一个大国图霸正在进行吞并小国弱国的时代。当时的楚国，也是一个大国强国，成了秦国称霸的最大障碍，自然也就成了秦国必须首先搬掉的一块绊脚石。处于这种形势下的楚国，联合齐国以及其他小国共同对付秦国，就是正确的路线就是爱国的路线，对秦国抱有任何幻相、主张投靠秦国乃至帮助秦国就是误国的投降路线和卖国路线。毫无疑问，屈原与靳尚等人的斗争就是爱国路线与卖国路线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孙次舟将这种斗争曲解成“后宫弄臣姬妾争风吃醋”，明显的淡化了二者之间的政治斗争实质。而他发出此种谬论的时候，正是我国抗日战争进入决战的关键时间，这恐怕也是他的此论遭到大众围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无独有偶，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当我国面对着亡我之心不死的世界霸主美国的诱惑，投靠美国之声不绝于耳的时候，又有人把孙次舟这个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的破布片捡拾起来当作旗帜，再一次掀起把伟大的爱国诗人恶搞成同性恋者的恶浪。其间的意图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我们绝对不可以被这变了味的“同志”两个字迷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