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35年，《大公报》某记者有个至亲在鲁北当县长，因走私鸦片烟被关押山东省监狱待处决。记者去山东向父亲求情，父亲不给面子，维持原判。记者恼羞成怒，将官场上的丑闻笑料全部栽赃到他的身上，每天编造一篇登在《大公报》上。父亲虽为封疆大吏，却管不着有中央背景的《大公报》，于是有关他的种种荒诞不经的故事便在坊间不胫而走。

文章摘自：《我的父亲韩复榘》，作者：韩子华（口述），周海滨（整理），出版社：中华书局

关于父亲审案的荒诞故事屡屡见于书端报尾，不客气地说，这些故事全部是胡编乱造的。尽管这些故事明显不合情理，辨别其真伪也并不难，仅凭起码的常识即可，但事情就是这样奇怪：讲故事的人分明知道是杜撰，还煞有介事地讲；听故事的人也分明知道是扯淡，仍津津有味地听。

为证明韩复榘审案草菅人命，有人编了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一次，山东省政府参议沙月波派一个叫小道的听差去省府送信，正值韩在审问土匪，出于好奇，便站在一边看热闹。审判结束后，执法队误将小道及被判处死刑的土匪一并拖到八号汽车上，准备拉去枪毙。小道连声喊叫：“我是送信的！”韩说：“送信的也不是好东西，也该枪毙。”原来他误认为他是给土匪送信的。事后，沙月波带着小道的母亲去见韩，问及小道被杀之事。韩笑道：“现在他是小盗（道），将来就是大盗。”

这则笑话编得很巧妙，故事中的人物都有名有姓，又有趣味性，自然流传甚广。1936年某日，在第三路军军法处任职的王慰农与沙月波同车由北平前往保定，王向沙问及此事真伪，沙月波断然予以否认张玉强：《韩复榘讹传故事三则》，《联合日报》，2001年1月12日。。尽管故事中的关键人物都出面澄清了，但该说的还是说，该听的还是听。

1935年，《大公报》某记者有个至亲在鲁北当县长，因走私鸦片烟被关押山东省监狱待处决。记者去山东向父亲求情，父亲不给面子，维持原判。记者恼羞成怒，将官场上的丑闻笑料全部栽赃到他的身上，每天编造一篇登在《大公报》上。父亲虽为封疆大吏，却管不着有中央背景的《大公报》，于是有关他的种种荒诞不经的故事便在坊间不胫而走。

父亲办案公开透明，速审速决，或生或死，或打或罚，一言而定。不过，偶然遇到较特殊的案件，也有不作结的。这里应说明一点的是，凡是经他审理的案件，都是经司法科或军法处预审过的，他主要的工作是“判”，而不是“审”。

父亲喜欢骑自行车上街，身边只带几名骑自行车的卫士。由于民众都知道他乐于过问民刑案件，因此他一出省府大门，经常有很多人围拢过来，喊冤告状。他每每下车，亲自去接状纸，有时一次能接十几张。这些诉状，有用正式状纸的，有用一般信纸的，还有用各种粗纸的，内容无奇不有。

父亲听说律师娴习法理，能为罪大恶极者避重就轻，且多索取巨额写状费，乃规定凡在省府门前递状者，不得用律师代书。他招考中学生数人，在院东设代书处，免费为告状者写状纸，且要求告状人说一句，写状人写一句，原汁原味，力避曲笔修饰。但如此状纸呈上来，满目皆是俚语方言、语无伦次之文字，他看了也不知所云，一头雾水。又因告状人多，写状人少，且写得又慢，等一星期仍排不上号者大有人在。他深感无奈，不久便取消代书处，告状人是否请律师代书，听其自便。

父亲到外县巡视，每遇拦路喊冤或上门告状者，无论何时何地皆随时随地审理。

父亲判案有很大随意性，其个人的喜怒好恶，往往影响对案犯的判决。他最痛恨土匪，凡土匪头目皆难逃一死。他最痛恨烟毒，对吸食烟毒者，一律送戒烟所戒断；凡贩卖大烟者，一律科罚；凡贩卖毒品者，一律枪决。他最痛恨贪污，主鲁七年杀掉不少贪官污吏；他对“车”、“行”、“店”、“脚”、“牙”等一干人素无好感，每逢案涉此等人物，先打后问。遇有涉及妓院的案件，先命公安局查封该妓院，再将妓女送“女子习艺所”改造、择配。他崇尚传统道德，对涉案的“孝子”、“节妇”，优容有加，网开一面；对“不肖”之子及“失节”之妇，则严加惩处。他同情弱势群体，有钱有势的人打官司占不上便宜。

父亲干涉司法，判案主观武断，感情用事，三言两语，粗枝大叶，从法制的角度来看，是非常荒唐的，错判、误判的事肯定也不会少。但他办案也并非一无是处。山东大学教授吕伟俊说：“他（韩复榘）审案干脆痛快，从不压案、积案，也反对地方上压案、积案，这是他的长处，也颇得人心。他审案也不会全错，否则，谁人还敢冒风险请‘韩主席’受理自己的案子？”“正由于韩复榘能够及时处理案件，并也能判对，所以山东人们才乐意请韩审案，而不告状到法院。有时人这样说，如告状到法院，三两月不给处理，外地来的老百姓光在济南住旅馆（候审）就住不起。”（吕伟俊：《韩复榘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