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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年前的那张大字报 精彩逻辑
今天是六月一日，除了儿童节的意义之外，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同样赋予六月一日特殊的意义。那张大字报是五月二十五日出笼的，经过一个星期的“舆论导向”和政治盯梢，在六月一日晚上由中央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播出，在六月二日在各大报纸“见报”。此后，聂元梓陆续抢得三个“头功”：打朱，打邓，揪叛徒。
但是聂元梓在九大之后不久便“出事”了。什么叫出事？出事就是好人变成坏人。聂元梓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转身为“下放劳动”，在一九七一年转身为“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走路派经过认真研究决定请她到牢城吃饭。
第一张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是坏人，那么，第一张大字报算是什么大字报呢？
答案很简单， 从一九六六五月二十五日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那张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开始，那张大字报就是修正主义的。言随人废，政坛一贯如此。读毛的书，做毛的好学生，按教义这话本身是对的，但是这话是副统帅说的，而副统帅又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出了事，所以这话就被废了，据说人民日报是在九月十四日在它头版右上角把这话给废了的。人民日报狠狠地把副统帅给日了一下。从那一天起，直到毛死去，再也没有人敢提“读毛的书，做毛的好学生”。重庆唱红时，红叔也没敢叫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对于文革，好像有一个非正式的理论，说描述文革会引发效仿文革的行为。那么，层出不穷的抗日剧会不会引发效仿日本人的行为呢？再说，文化大革命是在没有实例可供效仿的基础上发生的。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的。它是第一次，不是什么第二次或第三次。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是指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择期胡作非为。文化大革命是创新，不是模仿。文化大革命所依赖的思想基础是陈旧的，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行动是创新的。文化大革命前期热闹非凡，高潮迭起，后期略显沉闷。
对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聂元梓出事之后就无人提及，也不愿意提及。说它是马列主义的， 那么为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会出自坏人之手呢？说它是修正主义的，那修正主义大字报是如何点燃马列主义的“熊熊烈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呢？难以自圆其说，恐怕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征和特色。面对难以自圆其说的命题，最聪明的和最无奈的办法是不吱声，也不允许别人“吱声” 。对那些偏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怎么办？很简单，宣布他们“极端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聂元梓生于一九二一年，在一九六六年时已经步入不惑之年并跻身宝贵财富之列，按理是老江湖老油子了，怎么会在“大风大浪”中呛了水呢？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违反了组织性和纪律性！聂元梓如果听命于北大党委，那么她会是安全的，至少，在最后是安全的。可是聂元梓“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以为和通天的高层人物搅在一起会捞取更多的果实。天上的月亮捞不到，就捞井里的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猴子捞月亮的滑稽大戏，没有一只猴子捞到月亮，有的还摔得半死。聂元梓就属于那些摔得半死的猴子中的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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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蒯大富、遇罗克（被枪毙）以及几乎所有“闹革命”的当地夺权成为“革委会主任”的造反派头头最后都在文革中期被“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判为“反革命”吃牢饭，许多死于狱中，他们死时都不搞明白他们“响应号召闹革命”怎么成了反毛分子？
责任编辑：中国法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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