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学者，居香港，著有《从甲午到七七：日本为什么侵华》

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飞机在江苏省江宁县坠毁，戴笠当场死亡。

对于戴笠的死，民间传言颇多，一般猜想是红色特工在飞机上做了手脚，比较不靠谱的猜想是蒋介石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

笔者认为：本案是飞机意外事故的可能性最大。

首先，请各位跟我来听听戴笠生前的心腹沈醉是怎么说的：

“戴笠乘坐的，是222号专机，是由美国运输机改装的，他于1946年3月16日从北平飞往天津，当晚在天津住宿，第二天（3月17日），戴笠乘坐这架飞机从天津飞往上海，当天起飞之前，戴笠就接到了通知，说天气不好，不宜飞行，但戴笠仍然坚持飞上海，因为他要去上海接他的情妇胡蝶。戴笠叫人多备了汽油，说如果上海天气恶劣不能降落，则转飞南京，再不行，则去青岛或济南。飞行员知道戴笠的脾气，不敢抗命，便于当日（3月17日）上午从天津起飞，到达上海的时候，大雨滂沱，上海机场不同意飞机降落，于是依照备用计划飞往南京，当时南京也在下大雨，南京的机场勉强同意降落，但是，由于云层很低，而且又有雷雨，飞机和地面联络非常困难，在穿云下降时，飞机竟然越过机场、飞到江宁县去了，到12点联络突然停止，飞机撞上了山。”

沈醉的这个回顾，出自他所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1962年7月版，第147-149页。很明显，作为戴笠的心腹，沈醉认为：戴笠死于意外失事，也就是说，不是死于暗杀。

那么，蒋介石对于戴笠的死，是什么反应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听沈醉怎么说：

“蒋介石听到戴笠飞机失踪的消息，非常着急，立即亲自打电话到航空委员会查询222号飞机的下落，然后火速派了几架飞机沿途搜寻，蒋介石对毛人凤说：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去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

沈醉的这个证言，出自他所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1962年7月版，第150页。

大家注意蒋介石在上面说的这句话：“我想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蒋介石的这个话说明了：蒋介石当时根本还没有料到戴笠已经死亡，而仅仅猜想戴笠是被八路军抓了。

这句话值得注意：如果蒋介石有心暗杀戴笠的话，他早就知道结果了。

当然，读者可能会说：你这是孤证，难道蒋介石不会装蒜吗？

别急，听沈醉继续往下讲：

“蒋介石叫毛人凤赶紧准备一个特工人员携带无线电台、报务员、外科医生和药品，到一些可能降落的解放区上空去，一旦发现这架飞机，如果没有机场不能降落的话，则跳伞下去。蒋介石再三叮嘱毛人凤，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蒋介石接见了我们，用极为关怀的口吻对我们说：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戴笠找到。蒋介石还写了个手令：无论何人，不准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各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保护，此令！……几天之后，戴笠失事的飞机找到了，蒋介石立即操心起来：今后由谁接任戴笠的工作呢？此时毛人凤向蒋介石推荐了郑介民代理戴笠的工作，蒋介石同意了。”

沈醉这段话，出自他上述著作的第150－153页。由此可以看出来，蒋介石不但很担心戴笠的安全，而且蒋介石事先根本没有做好找人替代戴笠工作的准备，这一切的迹象和“暗杀说”是相互矛盾的。

这里有一点需要各位读者特别注意的：沈醉的回忆和证言，是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撰写的，当时他作为一个国民党战犯，写文章原则上是要讨好北京的，事实上他有相当多的文字是在讨好北京，因此，哪怕蒋介石有那么一丁点暗杀戴笠的嫌疑，依照沈醉在1949年之后所处的环境和他一向的文风，沈醉必然会借题发挥、指控蒋介石暗杀下属的“丑行”，而不会象本文这样，将蒋介石写成一个对于戴笠之死清白无辜的人。

从这点而言，沈醉关于蒋介石对戴笠之死无辜的描述，是有相当可信度的。

事实上，戴笠是国民党军统的头号人物，他死了之后，全国各地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纷纷与军统失去联系，而这批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手下又各自有大批中低级特工，国民党整个情报网络遭受了重大损失。自从戴笠身死，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工作一落千丈，蒋介石失去大陆江山，和戴笠之死，不无关系，也就是说，暗杀戴笠，是不符合蒋介石的利益的。

也许诸位会说：你就单凭沈醉一个人的证言？

当然不止。诸位再跟我来，听听当年的亲历者??国民党资深飞行员赵新，对本案的证言：

“戴笠的座机，是222号专机。我被调来北平执防。1946年3月15日，我照例去（空运大队）队部看任务派遣牌，上面写着：222号专机，3月16日上午8点，航线：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飞行员：赵新、冯俊忠，要求3月16日早上7点钟之前，务必做好飞行准备。第二天（3月16日）一大早，我仔细检查了222号飞机，对每个关键部位检查完两遍之后，确认飞机完全良好，于是在飞行纪录上签了名、交给了机务员。”

赵新的这段证言，出自于《文史资料选编》第35辑，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74-276页，是赵新自己所写的回忆文章《戴笠摔死前后》。

读者可以从赵新的上述证言了解到：3月16日早晨，在戴笠的飞机起飞之前，赵新已经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而且还将每一个关键部位都仔细检查了，而且还都检查了两遍，发现飞机一点问题都没有，换言之，没有发现被人做过手脚的迹象。

应该讲，除非赵新的证言虚假，否则我们似乎可以排除“飞机被做手脚”一说了。

我们继续往下读赵新的证言：

“我检查完飞机之后，已经是3月16日早上7点45分了，这时戴笠上了飞机，机上的乘客，算上他，一共有七个人，7点55分，我正要起飞的时候，忽然前方来了一辆吉普车，原来是航校第十八期的张远仁，他大声喊：不要开！有急事！队长叫你！于是我下了飞机归队，换上了张远仁来驾驶。当时飞机上天，和地面是有联系的，叫飞报。次日，即3月17日中午12点5分，地面接到飞报：南京明故宫机场云高300，有雷阵雨，能见度极差，着陆困难。队部立即回电：222号专机，请你速告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进行穿云迫降，如果不行，改飞上海或济南。但是，上海、济南的天气也不好，于是，222号专机只好硬着头皮，在南京作穿云迫降。不久，接南京明故宫机场报告：222号专机在云层中盲目飞行，与地面联系困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中，先后三次尝试下降，都越过了机场，无法着陆，在最后一次下降中飞偏了、飞往江宁县去了。下午1点6分，222号专机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可是已经听不到222号飞机的讯号了。戴笠的飞机撞山了。”

赵新的这个证言，也是出自于《文史资料选编》第35辑，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76－278页。

这还不算，国民党空军在事后还专门作了调查。赵新是这样说的：

“事后调查得知：222号专机因为看不见地面，先后几次穿云，都越过了机场，飞行员掌握飞机的高度、速度、方向，都与穿云图上的航线偏差很大。失事的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飞行技术差，张远仁和冯俊忠接受的是旧式飞行训练，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的训练，尤其对无线电波，单凭听觉的盲目飞行和利用无限电罗盘的定向飞行，他们全都没有学过，张远仁只是学过一些初步的穿云迫降理论，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冯俊忠对仪表、电波、无线电等设备也不熟悉，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受过美国空军训练中心的严格训练，盲目穿云，一遇到恶劣天气，就缺乏应变能力，这就是这次事故的必然性所在。戴笠失事一案，在国民党空军史上是一件丑闻，以前是不能披露的，现在我觉得应当将真相公诸于众。”

赵新的这个证言，在278－279页，还是同一本史料。

很明显，赵新提供的材料显示：戴笠飞机失事，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1、天气恶劣；2、飞行员技术不过关。

依据以上的各种证言，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本案发生的经过：

1946年3月16日 7:00  飞行员赵新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无恙

1946年3月16日 7:55  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接替赵新驾驶飞机

1946年3月16日 晚上：戴笠的飞机抵达天津，在天津过夜

1946年3月17日 早上：戴笠的飞机从天津飞上海，遇雨，转南京

1946年3月17日 中午12:05：南京上空暴雨，飞机冒险迫降

1946年3月17日 中午13:06：飞机在迫降过程中撞山失事

综上所述，虽然笔者不敢百分之一百肯定是自然失事，但是笔者认为：戴笠飞机自然失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暗杀说”目前还见不到相关的证据，而沈醉和赵新的证言，反而是对“暗杀说”相当有力的反驳。

当然，本案仍然不能排除以下的可能性：

可能性一、赵新就是八路的特工；

可能性二、3月16日晚上飞机停靠在天津时，被动了手脚。

但是，这两点仅仅也只是猜想，我们读史、论史，是不能仅凭猜想的，对任何历史事件的研究，都必须从第一手史料、证言出发，不能有半点的武断，任何事实的认定，都是需要证据的。

笔者对于本案，今天暂且探讨至此，各位看官不妨自己也判断判断。

晚安。

冯学荣。2013年5月31日。21:19。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