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同志会会员证

　　题一：举“黄帝旗帜”揭开民族复兴序幕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有深远影响的革命运动，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杰出的思想家孙中山的名字与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孙中山于1894年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宗旨是“振兴中华”，揭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序幕。1905年，以兴中会为主体，联合地方性的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在孙中山领导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发起旨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运动。

　　同盟会的喉舌《民报》第一期，开篇展示于读者面前的是四幅画像：“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世界第一之民权主义大家卢梭”、“世界第一之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世界第一平等博爱大家墨翟”。显然，这四幅画像形象地表现了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革命目标。其中，黄帝被定位在“民族主义始祖”的位置上，这是民族的象征，不能用历史学上的人物评价来要求。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当天，总统府发表《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宣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含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里反映出革命党人从“排满”到“五族共和”、国内民族平等的思想发展过程。

　　20世纪中国历史的画卷是这样展示的：辛亥革命后十年（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举行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由此，孙中山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例如，他指出，民族主义包含两个主要内容：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以及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强调：如果没有前者，后者的目标也不能实现。此后，黄帝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被国共两党认同。这种认同的实质是对于民族的认可，对中华民族自由、独立、解放的笃信不疑。特别是在民族危难时刻，国共两党认为，应以黄帝旗帜来凝聚民族精神，共赴国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祭黄帝文》中深刻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决抗战，使民族得到解放的信心与决心。这里顺便谈一下，鉴于以上的历史事实，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陕西省将祭陵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冠之以“黄帝旗帜”，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题二：用开放、积极的文化观替代狭隘的国粹主义

　　孙中山在其一生为民族复兴的奋斗中，特别在阐述其革命理论与学说的时候，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不同于狭隘的国粹主义只承认本土文化，而不加区别地反对外来文化，也有别于全盘西化论者只承认西方文化而否认本土文化的精华。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用精炼的文字表述了他的文化观：“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这是开放的、积极的文化观，要求立足于本国国情，放眼世界，对中外优秀文化兼收并蓄，并努力创造自己的新文化。

　　在中华文化中，孙中山十分重视关于“人格教育”、即道德教育的论述，这并非由于学理研究的兴趣，而是他对中国近代历史深入思考的结果。在近代，中国遭受过许多国家的欺凌、侵略，并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征服，中国人民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为民族复兴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孙中山看来，其动力之一是中华文化中“人格”与“国格”观念，由此产生出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人格”观念是早期儒家提出的，指人的道德品质、文明素养与精神风貌；简言之，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人格”观念被提升，有了“国格”观念，指的是国家民族的统一、尊严。基于此，孙中山强调，以“人格”与“国格”观念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不可轻易地加以否定，“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来建立新道德、新文化。他语重心长地说：“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孙中山还引用《大学》一书中“八条目”的名称，以此作为实现“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途径、方法；孙中山认为这种由“内”到“外”，由“小”到“大”、由思想意识到具体行动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对今人有重要的启示。首先，对革命者来说，要有文化自觉，有了知识，才能懂得革命的道理，进而树立革命人生观；其次，革命者要有高尚的志愿，立志做大事，不是谋求做高官，用这种思想去指导自己的行动，做到知行统一，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最后，革命者的道德修养，集中到一点上，就是孙中山强调的“为众人服务”的新道德。他晚年曾多次在演讲中说，“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革命者的思想行动应“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总体来说，孙中山力求在传统的“人格”与“国格”的思想基础上，铸造出具有时代精神的民族之魂。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中华文化研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深度。这些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题三：从孙中山提出国家自强的实质到公民的全面发展

　　中华民族悠久的、连绵不断的历史，创造出灿烂夺目的文化。近代以来，由于封建专制的压迫和列强的入侵，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落伍了。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艰苦探索，寻求民族复兴之路，为振兴中华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文化中的“自强不息”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人们对“自强”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开始只是把“船坚炮利”、国力强盛作为自强的标志。这种观点，只看到“物”的力量，而没有重视“人”的力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国家自强的实质，在于民族精神和共同理想的弘扬。后来，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民族的兴盛，根本在于“人”，即人民，没有“以人为本”理念的真正全面实现，就不会有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里还要提到，我们为之奋斗的民族复兴，与古代“盛世”不同。中国古代所谓“盛世”，有两个思想观念作为支撑：一个是“天朝大国”观念，它与君主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是“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念。这些观念早已过时。在我国古代有些思想家宣传“民为邦本”或“民贵君轻”，这种理想在当时很难实现。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在本质上是把“民”作为“载舟覆舟”的工具，而不是国家的社会的主人，即或在相对安定、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的历史时期，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确立人、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今天我们所说的民族复兴，使每个公民都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且都有全面发展的公平、公正的机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所在，为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任重道远”这四个字也许就是辛亥革命百年来的宝贵历史启示。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