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对战争威胁的判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二是核战争的可能性，三是针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可能性。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十分复杂。毛泽东对战争威胁的判断经历了从主要应对美国发动战争到重点防止苏联发动战争、从主要应对局部战争到重点准备全面战争、从主要应对常规战争到重视应对核战争的变化。

　　一、对战争威胁主体的判断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中国的最大威胁，对美军事斗争一直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思考的首要战略问题。自中苏签订友好条约、中国明确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后，美国即开始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政策，不但抓住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时机进一步威胁中国，而且公然侵占台湾，阻碍中国的统一。这使毛泽东更加强化了“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这一战略判断，并促使他以此为重心来思考战争威胁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周边局势出现波动：苏联在中国西北边境策动边民外逃事件，印度在西南地区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并进行军事挑衅，蒋介石则妄图借机反攻大陆。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边境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以及中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都是主要矛盾。但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中国同美国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因此更重要的是针对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窜犯大陆的阴谋进行斗争。

　　此后，印度在西南边境的严重挑衅使得中国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但这并未干扰毛泽东以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为主要战争威胁、以东南为主要战略方向的判断。在对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爆发前，毛泽东主张：对于印度的挑衅要克制，坚持不打第一枪。当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后，人民解放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在教训了侵略者之后迅速停火并后撤，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冲突。这就避免将次要矛盾激化，以至于妨碍主要矛盾的解决。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关注来自北方的威胁。中苏关系因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实质性问题上出现裂痕。此后，又发生了赫鲁晓夫为讨好美国而撕毁核合作协议、撤退专家，并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等等一系列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件。更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赫鲁晓夫还为美国做说客，要求中国放弃台湾，释放美国罪犯。这表明他是想牺牲中国，讨好美国，已经站在美国一边了。1960年8月，毛泽东对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做出最坏的估计。他说，中苏关系的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也不必无穷忧虑。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如此。但此时毛泽东认为最主要的敌人仍然是美国苏联只能是“帮凶”，还不是直接的敌人。1962年初，苏联参与制造了中国西北边民外逃的事件这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苏联实行的颠覆活动表明两个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此后，苏联于1963年6月同蒙古签订了矛头指向中国的协定，苏军开始进驻蒙古。7月，苏联同美国、英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共同向中国施加压力，试图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对此，毛泽东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同帝国主义勾结共同对付原来是苏联盟友的中国。中国政府在反对这个条约的声明中揭露了赫鲁晓夫联美制华的立场。至此，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更加恶化，已走向实质上的对立。1964年1月，为应对苏联在边境地区制造紧张局势、有可能向中国发动进攻的严重情况，中央军委提出了新疆地区备战方案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方案。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三线建设问题时，要求各个处于一线的省都要搞军工部署，并明确点出“还有黑龙江，那是对修正主义的”。这些情况表明，对苏军事防御问题已进入中共中央的决策范围。

　　此时，毛泽东虽然已经十分重视苏联的动向但关注的重点仍然是美国。这是由于美国已深深卷入越南战争，对中国的南大门形成直接威胁。毛泽东极为关注这场战争，尤其重视从中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1964年8月初爆发了北部湾事件这表明美国要扩大侵越战争，毛泽东立即作出判断：“要打仗了”，并为此改变了他计划多年的骑马考察黄河的行动。10月，他在会见越南代表团时指出，要做好应对美国扩大战争的准备，并做出我们“准备美国打进中国大陆”的最坏设想。1965年4月，随着美国扩大侵越战争并叫嚣有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可能，中共中央做出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国轰炸中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中国境内作战，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5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关于作战问题的指示纪要中明确提出：“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我们准备好了，敌人就不敢轻易来打，就有可能争取推迟战争，甚至使战争打不起来”。此后，毛泽东在一系列谈话中，针对反击美国侵略的军事战略方针发表了意见，认为不一定要采取“北顶南放”的方针，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为此，他要求全面加强三线建设，加强军队备战工作，加强民兵队伍建设，为反击侵略战争做准备。

　　这一时期，不但美国对中国发出战争叫嚣苏联也在边境地区不断增兵，对中国国家安全形成直接威胁。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在1965年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准备，不但准备帝国主义整我们，还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1969年，中苏边境长期的摩擦演变为珍宝岛冲突，苏联开始加大对中国的常规战争甚至核战争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战略包围的态势也没有改变。面对紧张的周边形势，毛泽东的判断是“美苏勾结，扩军备战，想重新瓜分世界”，“总感到要打仗。”因此，他强调备战同时应对美苏两国的共同威胁：“南方各省都要准备两手，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打仗。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苏联来，南方各省要准备美国来。他们没有来，我们做好了准备；他们真的来了，我们也不吃亏。没有准备就要吃亏”。这一时期，毛泽东把局势估计得比较严重，从原来主要针对美国的“一个拳头出击”的战略，转变为同时应对美苏侵略的“两个拳头出击”的战略。

　　进入20世纪70年代，苏联大力构建反对中国的包围圈。从1971年至1978年，苏联相继同印度、越南签订了旨在对抗中国的条约，加大对其军事援助的力度，并且在越南境内进行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这些举动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通过多年的斗争、观察，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判断，即来自美国集团的战争危险看似直接，其实并不紧迫；而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却更为现实。1972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判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决定联美抗苏，遏制苏联的侵略扩张势头，由此开启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博弈的新棋局。

　　二、对战争规模的判断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毛泽东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世界大战则是可以努力避免的，而发生针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小。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扭转落后局面。但此时冷战已拉开帷幕，国际局势趋于紧张，台湾国民党当局也一直鼓噪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这时，对战争威胁做出判断，并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的前提。对此，毛泽东认为，美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经过努力可以避免。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判断：美国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因此朝鲜战争是世界斗争的焦点但这一切并不是说美国已准备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它是企图从此一步一步地发展为世界大战因为美国还面临许多困难，战线太长、运输线太远、部队战斗力太弱等。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联合亚非拉国家继续为争取世界和平、反对世界大战而努力。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我可以说一句，将来世界上的事情，和平友好是基本的，世界大战这个东西意思不大”。他明确指出：我们不要打世界大战。1956年8月，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指出：“在今后，只要社会主义各国同各民族国家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继续团结一致，并且在全世界人民的拥护下继续进行坚定的斗争避免战争，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就确实出现了。因为在这种形势之下，任何一个好战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都很不容易发动世界战争。这一新形势，在抗美援朝时期已经出现，在最近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更加鲜明地摆在人们的眼前，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不敢将局部战争扩大为世界战争使得尖锐的国际争端不敢轻易动用武力”。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到会不会发生战争时认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美国不敢发动世界大战，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很强大特别是苏联发射两颗卫星后，美国更不敢，但也要准备美国发动战争，不过中国的军事战略还是防御的而不是进攻的。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依然坚持认为，由于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和平民主力量的强大，帝国主义是不敢发动世界大战的。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毛泽东对战争规模的判断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苏联霸权主义膨胀，此时已成为同美国在全球进行激烈争夺的一方，双方的争夺导致世界局部热战不断全球局势十分动荡；另一方面，此时的中美、中苏关系都十分紧张，美国扩大侵越战争对中国南部安全造成直接威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则形成大兵压境之势，尤其是两霸在不同时期都对中国发出过核战争的威胁。面对这种十分严重的局面，毛泽东对世界大战、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可能性进行了重新估计。尤其是年8月发生的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严重事件，以及勃列日涅夫提出的“有限主权论”，不能不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别警惕来自苏联的大规模武装入侵。11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问道：“帝国主义究竟怎样办？就是说，它要不要打世界大战？或者暂时不打，过一阵打”；“这样看，它们正在准备扩大战争，不论美国、苏联还是其他的国家。从这些情况来看，似乎是要打仗了”。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后，毛泽东认为苏联的挑衅还不能联系到世界大战，只是一个开端，但通过这样一个行动，就可以看到前途，看到它社会帝国主义的野心。此后不久，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决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由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战争规模的判断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认为中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大规模侵略战争，并应对由此可能导致的世界性战争。

　　三、对战争类型的判断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有发动核战争的准备，但不敢打核战争其方针是打常规战争。在毛泽东看来，核武器与核战争是“纸老虎”，只是用来吓唬人的，不能真正使用。中国即使有了核武器，也不想用它来打败帝国主义。他在1961年9月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核武器“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1963年5月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又说：“我们不想用原子弹、氢弹在战争中取胜。怎么能用这种武器打胜帝国主义呢？还是要搞常规武器”。对于美国的核冒险政策，毛泽东也做出了十分准确的判断。1963年7月，他在会见古巴客人时说：“美帝国主义为了霸占全球，用战争威胁全世界人民，做各种战争准备。一种是核战争，这种战争有可能打，也有可能不打；另一种是常规武器的战争。他们的方针是打常规武器的战争”，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不是没有原子弹，而是不敢打；现在的原子弹更多了，可是在越南南部也不敢打”。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不断发出针对中国的战争威胁，这使毛泽东不能不重视超级大国发动核战争的危险。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也威胁使用核武器对付中国“甚至想首先消灭中国的原子基地”。特别是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对中国的核威胁更加现实，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如果战争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使用现有技术、毁灭性武器和现代发射工具，那么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同时，苏联还“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他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正式确立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方针，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备战的高潮。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战后世界局部战争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

　　[4]《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6]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_^～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7][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

          来源：军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