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历史记忆，有望使两岸关系在共同历史研究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

　　“从小我就不爱看小说，反而对人物传记等史书感兴趣，与其看小说，还不如看《政协文史资料》。”

　　44岁的金以林坐在北京东厂胡同近代史所大楼的办公室中，他沏上茶，对本刊记者娓娓道来。如果说“甘坐板凳十年冷”的研究工作对他来说不是爱好，但显然也不是难耐的工作。

　　金以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任。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是2009年底出版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一书。这本蓝色封皮厚达465页的专著花费了他8年时光。

　　金以林以为历史研究就应该如此。“我不认为写一本书花8年时间就算长。”他确定地说。

　　金以林对历史研究的理解和他的家学渊源是分不开的，他有一位闻名于国内外史学界的父亲??辛亥革命史学家金冲及。他承认喜好历史源自家庭，但走上历史研究这条“不现实”的道路则是出于自己的志趣。

　　金以林选择大学专业时，父亲反对他学文科，“他希望我学工科，有一技之长可以一生拿稳饭碗，不过父亲还是尊重了我的意愿。”

　　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金以林在香港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93年他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来他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回到了近代史所，延续他自幼起始的历史深处的探寻。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海峡两岸以至世界的华人聚居地都将举办纪念活动。金以林所在的中国社科院与湖北省政府协作，将于10月在武汉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他所任职的民国史研究室还将推出三套共二千万字的研究成果：《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大事记》与《中华民国人物传》。

　　金以林说，“1972年我们研究所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就开始着手这三套书的著述，今年终于得以全部完成。”

　　“辛亥革命意义不应该被低估”

　　“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是相当大的，目前对其评价和认识还远远不够。”金以林谈话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存在“低估”的情况？

　　金以林认为这有认识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因素。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说过：“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国内历史学者通常将1840至1949年的近现代史划分为两段，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传统观点认为两者的区别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因其阶级局限性，导致革命的不彻底，必然要走向失败；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过于强调两种不同性质革命的差异性，可能人为地将彼此割裂开来。

　　“辛亥革命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金以林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其时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对国事议论纷纷，政治团体雨后春笋般成立。

　　他认为，辛亥革命一代志士就是抱着中国近代化的使命，他们的任务就是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民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权，使人们普遍获得思想解放。各种西方思潮与思想冲入、涌现，民主共和思想、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纷然在中国传播，至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其来有自，因此不应该脱节地看待历史。

　　金以林说，“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推翻两千年的帝制，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如果能坚持下去，专制政体是有可能消灭的。”

　　最终革命失败了，但它留下遗产与思考，到1915年陈独秀办《新青年》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人们认识到中国近代化不仅要在政治上改革，还要向旧文化旧礼教宣战。

　　金以林总结，“所以我们不应该割裂看待所谓新、旧民主革命，从革命家自身的经历来看，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几乎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吴玉章、林伯渠是同盟会最早的会员，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后一度担任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武昌起义那年，年仅18岁的毛泽东还参加了新军。即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革命性质也还是要完成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我们才开始真正进入社会主义时期。”

　　党权与党争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期盼中国能够走上民主富强的先进志士一道，坚持探索，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期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金以林最近的研究重点是民国政治史。他同本刊记者谈起另一个话题：国民党政权时代的派系斗争。

　　正如历史学者李剑农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写道：国民党的改组“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了22年。它同此前控制中央政权17年的北洋政府有着本质的不同，特别是在组织形态方面，国民党始终强调的是‘以党治国’。但党的成员又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金以林说。

　　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在统治集团内部始终是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并多次发展到公开的分裂和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成为民国政治史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金以林说，“对这种现象，以往学界通常把它归结为‘新军阀混战’。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民国政治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斗争形式就是战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但我们不应忽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矛盾??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孙中山在世时，凭借他的领袖威望和人格魅力，还可以控制全局，但在他身后却给国民党留下了一个别人难以填补的权力真空。围绕着领袖权的继承，党内各派势力展开了长期争夺。在国民党内，资格最深、实力最强的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而廖仲恺在孙中山去世后不到半年就被暗杀，成为党内斗争的牺牲品。

　　胡、汪地位相当：胡汉民在孙中山北上后代理大元帅职务，汪精卫则是首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至于蒋介石，在党内只能说是后进，他在国民党“一大”时，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选上。

　　然而，这位具有新思想与旧手腕的国民党军事领袖，却后来居上。蒋介石以黄埔军校起家，由于掌握了这支被时人称之为“党军”的武装力量，加上苏联的支持，蒋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在北伐胜利后，蒋介石仍被国民党内有历史、有地位的大佬们视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领袖。他此后利用汪精卫与胡汉民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蒋介石始终能够把握主动权。

　　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此，国民党基本确立了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并大致维持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1938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抗战建国纲领，蒋介石并当选为新设立的国民党总裁一职，从此奠定了其在国民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

　　“两岸关系的未来突破点”

　　2010年台湾历史学家张玉法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访问。当时由中影集团投资拍摄的反映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史诗片《喋血孤城》正在上映，张玉法和与会的台湾学者一同去看了这部电影，观后大家都很感动。

　　在讲述这一故事后，金以林总结，“共同的历史记忆，有望使两岸关系在共同历史研究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

　　在21世纪的新时代，客观还原与解读历史成为新的潮流，这一潮流自学术界始，以普罗大众喜闻乐观的影视作品为终。

　　《喋血孤城》一片虽不广为人知，却是这历史潮流中的一朵新浪。它被认为是继《血战台儿庄》之后，又一部正面描写国民党抗战的史诗力作。这部影片另一个时代意义在于它由两岸三地的艺术工作者共同完成。

　　类似的影视作品真实地接近与反映历史引起了海峡两岸的共鸣。近年，大陆的影视剧对于国民党员的刻画回归了普通人的个性，从宏观视野也更客观反映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贡献与牺牲。

　　金以林认为，充分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必要的，这也是历史事实。“但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中流砥柱如果只有一根，是远远不够的。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侵略的胜利，依靠的是众多的中流砥柱，国民党也是重要的一支。”

　　近年来两岸关系的开放与交往反过来也推动了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使其成为历史学界的热点。

　　金以林认为，两岸关系在经济方面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但政治交往仍存在一定的障碍。两岸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在中华民国史领域，推动共同研究有助于改善两岸关系。

　　以民国史中的蒋介石研究为例，在中国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曾是“人民公敌”；而在台湾1988年解除党禁之前，蒋介石可以说是被塑造为神。金以林说，历史研究就是要还原蒋介石，让他回到一个人的形象，作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潮流中的人物，他可以有功有过。重要的是把功与过分开，因为他既不是神，也不是鬼。

　　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首度向公众开放，新史料的公布，在海峡两岸极大推动了蒋介石和民国史的研究，还吸引了国外学者的瞩目。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山田辰雄认为，两岸关系日益缓和，未来要有所突破，一定会在历史中寻找资源与共识，这就绕不开对民国史的研讨与评价。

      来源：?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