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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模式到中国特色路
2013
10 /25
07:31
消息来源
中国法治
从西方模式到中国特色路

  孙中山弃西方模式,而寻求中国特色路,其思想大拐点,具体体现在“三民主义”的提出,确立了既解决政治问题,又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国式发展模式。

  孙中山寻求救国图存之路,确立理想目标,有一个过程:由学习和模仿西方,到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即从西方模式到中国特色路。

  别样的求学之路,让孙中山立志学习西方,“改良祖国”

  孙中山生活在中华大厦之将倾时代,出生在首当其冲地饱受列强欺凌的广东。12岁时,拖着长辫,随母赴夏威夷孙眉长兄处探亲,从澳门启程而大开眼界,并在夏威夷开始受“欧洲式教育”, 后又在香港完成中学与大学学业,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和科学知识。别样的求学之路,垒砌起中西贯通的文化基石,提升了自身的观察与分析能力,并立志学习西方,“改良祖国”。

  在孙中山生长的年代,放眼看世界的一代仁人志士,大都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孙中山也不例外。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是孙中山“仿行泰西”,以西方为坐标而设计的改革方案,希冀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走西方的强国之路。因上书失败,孙中山不得不举起武装斗争大旗。1894年的广州起义未发而败。被通缉的孙中山流亡国外,在伦敦蒙难,获救之后留居欧美,迎来了影响其革命历程的思想大转折。

  留居欧美期间,孙中山迎来思想大转折

  留居欧美的孙中山,在短时间里得益匪浅。其一,他考察了西方社会,目睹了工人罢工,亲历了工业化后,物质文明增长的同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的现状,感悟土地与资本被少数人所垄断,资产的垄断者“富与国等”,“‘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西方社会并非广大民众的“极乐之乡”。其二,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特别是阅读了为解决社会问题应运而生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据英国侦探报告资料显示,1896年12月3日至6月24日期间,孙中山进入大英博物馆有68次之多,平均3~4天到图书馆一次。阅读了当时风靡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乔治?亨利的《进步与贫困》,二人的思想对孙中山影响至深。

  孙中山在观察、感悟和反思中,重新审视西方社会,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他的思想升华了,革命的目标更明确了。他在原来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民族主义,以及“创立合众政府”??民权主义的基础上,添加了为“打破”“贫富的不平等”,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民生主义。1905年《〈民报〉创刊词》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革命主张,同年建立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其“总章”明确表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明确提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举,即“毕其功于一役”。

  可以说,在思路调整后,孙中山的目标,是构建“民有”、“民治”、“民享”的“天下为公”社会。这一思想大拐点,具体体现在“三民主义”的提出,确立了既解决政治问题,又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国式发展模式。

  为避西方贫富对立之恶果,孙中山从儒家的思想库中寻找智慧

  在孙中山这一思想大拐点中,有两个看点:首先,孙中山明确提出,中国不能再走西方的老路,而要“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只能摘西方物质文明这一“善果”,而避西方贫富对立,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并不可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平等”这一“恶果”;其次,孙中山为避西方恶果,回到了儒家的思想库中寻找智慧,继承和弘扬传统的“以民为本”与“均富”治国理念。

  孙中山的发展模式,着眼于如何避西方“恶果”,集中思考解决两个焦点问题:

  一是,孙中山认定“恶果”产生的根源,在于土地与资本被少数人所垄断,国计民生“为少数人所操纵”,“以制国民之生命”。如何解决此问题?孙中山采用马克思“资本公有”,以及乔治?亨利“土地单一税”的办法,实行“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经济政策。在资本方面,既要“发达国家资本”,又要“节制私人资本”。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铁路、矿山、森林、水利以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经营和管理;而“节制私人资本”,并非消灭资本家,对中小企业要采取各种措施加以保护与扶持。在土地方面,“平均地权”,用土地公有、土地“涨价归公”的办法,把因“社会进步”带来的土地增值部分,交由政府用作社会福利和发展教育事业,让广大民众享用。

  孙中山继承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思想,确保“主权在民”

  二是,孙中山认定西方的民主制度存在严重的弊端,他针对西方的“间接民权”,只给人民部分权力的弊端,而主张以“直接民权”取代之,实现“四万万人民当皇帝”。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提出,建立“合众政府”,而1905年《中国同盟会总章》中,则改为“创立民国”。为何要将“合众政府”改为“民国”?孙中山在1912年民国创立伊始,有如此的说明:“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者。”

  显然,孙中山继承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思想,要建立一个有别于西方的政治体制??“民国”。要确保“主权在民”,孙中山提出“直接民权”的同时,否定西方的“三权鼎立”,而提出富于中国特色的“五权宪法”;他界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主张“权能相分”,以人民的“政权”制衡政府的“治权”,确保主权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等等。可以说“主权在民”的理论,从模仿到自创的过程,即由仿效欧美代议制模式转向利用中国的文化资源自创有中国特色的模式。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后,弃西方模式,而寻求中国特色路。他的思想无疑对今人仍有启迪意义!

  (作者: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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