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抗日战争前夕，“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中国社会的时代最强音，各种外交问题，主要围绕“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其衍发的各种事件而进行。“废约运动”则成为一场全民运动，对民国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废约运动与南北政局

　　在废约运动最为高涨之际，中国一直存在南北对峙的两个政府，即北京政府和南方国民革命政府。

　　在举国弥漫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强烈呼吁中，北京政府成效不甚显著的修约政策无形中影响了其自身威信。北京政府内部希望通过“修订”的方式达到最终废约的目的，同时，也希望通过“修约”平息民众的不满，以期在废约问题上有所作为，并缓和局势。如关税会议的召开，与国民党所领导的北伐恰好同时。南方政府势力的发展，又制约了北京政府的修约步伐。修约成效的局限性，一方面为南方国民政府提供了反对北京政府和各派军阀的理由，另一方面，由于民众普遍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其缓进的做法却逐渐失却人心，民众的政治重心纷纷倒向国民政府。

　　南方政府的废约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广州国民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旗帜下，反复强调“要废约反帝，必须打倒军阀”和“要打倒军阀，必须废约反帝”，从而顺理成章地发动国民革命。

　　在北京政府展开修约外交攻势之际，在全国民众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呼声最高之时，国民政府通过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以废约相号召，先后向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进军，在北伐中得到各方舆论及国民实际行动的支持，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的修约和废约举措迫使列强调整对华政策，从而改变了国民政府的国际境遇。如中日交涉修约问题时，日本扬言北京政府不能代表中国，“如欲讨议各项根本问题，非有南方代表参加不可”。这固然是日本拒绝修约的挡箭牌，但却为南方国民政府跻身国家外交事务提供了机会。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局与远东局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指出：自从北京政府宣布废除中比条约后，日本不再主张奉系张作霖势力冒险向南发展，英国则既忌讳南方的胜利，又不得不采取联络实力大增的南方的新政策??因为，帝国主义者认为，既然北方也废除不平等条约，那么就与南方政府无异，故而“帝国主义者并不感觉南赤格外可怕”。〔1〕在这种情况下，列强开始主动与国民政府联系，讨论对国民政府的承认等问题，无形中提升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

　　二、废约运动与政党政治

　　风起云涌的废约运动是一场由不同党派、不同群体，由精英与大众所共同发动的政治运动，对政党政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国、共两党将其合作进行的革命称为“国民革命”，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胡适曾说：“国民党、共产党及国家主义党，均为中国青年学生所提倡，然打倒军阀及解除外人之压迫，实为以上三党之共同宗旨。”〔2〕

　　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但注重各种形式的铺天盖地的宣传，而且更注重在实际斗争中发挥民众的力量，凝聚人心，从而在复杂的政党政治竞争中脱颖而出。与北京政府的修约政策相对应，“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国共两党政纲中的共同点，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步伐。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将废除不平等条约纳入国民革命的范畴，引导民众反对现行北京政府，积极支持革命。

　　国民党在处理对内反对军阀与对外废约反帝的步骤上，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或是强调安内必先排外，即只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去除军阀之害；或是在唤起民众广泛的废约要求后，又强调打倒军阀是废约反帝的前提条件。国民党的废约宣传，成为北伐的一面重要旗帜，获得了广大民众对北伐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一再强调“改订新约运动”的最终目的仍是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向国民宣传“国民政府所领导之国民革命，其根本目的不在破坏而在建设一个现代国家”，而“改订新约”正是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步骤。在军事政治外交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国民党的地位逐渐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如，对1928年的关税会议重开问题，大多数人都支持国民政府，表示不能容许北京政府作为“一个对等的第三方”加入会议。这说明在南北军事没有完全分出胜负的时候，国民党的威信已远在北京政府之上。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即着手将废约反帝纳入革命的范畴，将废除不平等条约逐步纳入革命纲领，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重要革命议题。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于1925年6月5日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即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揭露列强与军阀间依不平等条约而存在的政治关系，揭露北京政府和军阀在处理中外不平等条约问题上的软弱，号召民众支持废约反帝的国民革命，为号召民众反对军阀提供了必要的原动力。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共产党的革命政策由原来的废约反帝、反对军阀、反对北京政府，到提出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反对北京政府、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反对国民党。同时，共产党还由原来强调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废约主体，转变为争取废约领导权、以民众为废约主力军。中国共产党将反对“修约”作为反对国民党的重要理由，在党的内部文件中指出：“现时国民党所谓‘反帝国主义’宣传上，一忽而反英，一忽而反日，都不过是掩饰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种无耻的奴性的政策。”〔3〕共产党不断地对民众宣传，中国人民要完全战胜帝国主义，只有推翻统治者阶级，建立新的革命政权，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的民主自由。

　　三、废约运动与民众爱国运动

　　近代中国，几次大的民众爱国运动都因废约问题而起，又推动了废约运动的发展，并与反封建革命运动相互促进。废约运动持续的时间长，参与面极其广泛而复杂，其时因不平等条约而起的群众爱国运动，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国民会议运动等等，既是废约运动和爱国运动的重要内容，又推动了废约运动的发展，无不体现了国民对民主政治的追求。

　　巴黎和会激发了中国人民废除“二十一条”的决心，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取消其他不平等之条约”的声浪迭起。在国民的支持和压力下，北京政府权衡国家利益，最终没有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从而为日后收回山东主权留下余地。1926年5月4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发动三十余学校纪念五四运动，大会发表宣言，决心恢复和继承五四精神，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建设真正和平”。另一方面，五四精神成为一般人判断政府外交是否符合民意的参照系，从而形成监督政府行为的无形力量，迫使政府在内政外交上考虑民众的意志。

　　民众参与的国民会议运动将对内争民主与对外争主权连为一体，将废约反帝与打倒军阀以及争取政治自由同时提出。1925年3月1日，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全国二十多个省区的一百二十多个国民会议促成会派出代表与会。大会将废约反帝作为第一个议题，宣布“人民之自由与权力应由人民力争、人民应有打倒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之坚强信念、国民会议为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战斗与夺取权力之机关”三项宗旨。12月18日，全国学生总会发表通告，要求各地学联会号召民众积极发展力量，提出政治上的根本要求，即：推倒段政府，组织人民政府，取得人民一切自由，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惩办安福系国贼等。尽管国民会议运动最终未能如愿，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同反动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参加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运动，声援和支持了广州国民政府与北京政府和军阀进行的政治斗争。

　　1925年5月30日，英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国随即掀起一股新的废约浪潮，激发了反帝的民族主义高潮。惨案发生之后，所有通都大邑莫不奋兴着革命民众之脉搏，即在穷乡僻壤，也渐次跳跃着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五卅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国民的民族主义情感，使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理念更为深入人心。

　　同时，五卅运动成了全国空前的、大规模的、并且持久的爱国示威运动，使一般民众对北京政府外交政策产生不满的同时，逐步认同正在鼓吹废约反帝运动的国民政府，认可其革命性和权威性。不少群众认为，当时中国南北分立，而“北洋军阀政府极不争气，惟有南方革命政府能与民众共艰危”。五卅运动一年后，拥护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群众都表示决心“继续‘五卅’运动的精神而奋斗”，要打倒吴佩孚、张作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四、废约运动与民族主义

　　在内政与外交打成一片而不可分之时，民族主义成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象征。废约运动要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阐扬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

　　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相互影响，而民族主义正是两者互动的精神动力。

　　其时，对内与对外，废约反帝与打倒军阀，成为国民革命同等重要的命题，废约运动则是民族自决和民族革命的重要步骤。正如1925年10月25日毛泽东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日刊》撰写《发刊词》所指出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基于举国一致的废约诉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民族革命的重要内容。

　　广大民众，无论是个人或团体组织，都充分表达了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愿望和主张。各阶级、各阶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其差异只在于先修内政再废约反帝，或是先废约反帝再修内政，或是二者同时并举，或是主张谈判修约，或是主张宣布废止条约，但始终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前提。如，在废约运动高涨前，胡适等人从民族主义的思路出发，提倡民族的自救运动，主张以政治的改造作为“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条件”，反对以空头口号标榜打倒帝国主义，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在废约运动不断发展和高涨之后，无论是胡适还是其他人士，无论是激进的革命思潮还是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等，不论其主张的现实操作性如何，都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维护国家权益的要求。

　　在各派政治势力都标榜自己的爱国性和革命性的时代，有人主张以民族主义为标准，根据其对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态度，将政治势力划分为新、旧两派：“凡主张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可名之曰新派。凡不主张或竟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之打倒者，可名之曰旧派。谁为新派？国民党，共产党，准国民党，准共产党，及一切急进分子属之焉。谁为旧派？军阀与帝国主义者自身，腐败官僚政客，及一切保守分子属之焉。新派重民权，旧派喜官治；新派重自由，旧派喜专制；新派主御外，旧派主和外；新派好进取，旧派重保守；新派多廉洁，旧派多腐败；新派喜接近民众，旧派藐视民众，此其思想之大别也。”〔4〕这一关于政治力量新旧派的划分，正是废约运动对民族主义发生重要影响的最好佐证。

　　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对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废约运动正是政治势力利用民族主义谋求民众支持的最好良方。余英时先生曾指出，百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就会失败。

　　废约与否及如何废约，很大程度上成为当时政治势力内部争斗的重要“导火索”。废约与爱国问题，是各派势力攻击对手的重要政治工具。“爱国，爱国，这种声浪，今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徒然高出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两个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5〕这一方面说明爱国主义在民国时期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爱国”两字成为各方政治势力自持的政治工具之一。正如杨荫航指出的，各派军阀在攻击他人时，“一则曰卖国，再则曰违背道德、违背法律”，“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以“骂人卖国”为攻击对手的通用手段，使“卖国”成为公愤；“今日中国无论何派，当其握权得志之时”，没有绝对不依恃外国势力的，而“当其失志无权之时”，又无不“骂人为卖国”。相互攻击和谩骂敌对势力“卖国”与不爱国，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废约”与“爱国”的呼声高涨之时，废约运动对北京政府的内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巴黎和会上的对德和约成为各派相互攻击的重要理由，安福系为转移民众视线，先发制人地攻击研究系和钱能训内阁及其外交，引发了北洋政府最高统治者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钱能训的去留问题。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较量的重要借口，由于传出梁士诒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说法，引发内阁变动，梁士诒遭到攻击；内阁问题又转为奉直军阀之争，并最终不得不兵戎相见，诉诸武力解决，引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来奉系主导的北京政府，既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下试图加快废约的步伐，同时，又因复杂的国内外局势而力不从心。在内政与外交打成一片之际，北京政府内部往往“议员们忙着‘倒阁’、‘拥阁’，政府中人忙着‘收买’、‘疏通’”，无意专心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涉。

　　总之，废约运动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反帝爱国运动，谁高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大旗，谁就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就能获得广大民心；谁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到最后，谁就是民族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和执行者。

　　注释：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页。

　　〔2〕《胡适在英宣言》，《大公报》，1926年11月11日。

　　〔3〕记者：《武汉讨共之重要发见》（一），《国闻周报》，第5卷第2期，1928年1月8日。

　　〔4〕梁明致：《中国政局之趋势??致现代评论记者》，《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17日。

　　〔5〕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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