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最高决策与执行群体的相对稳定，能够造就强大、富足的国家，反之，就会出现衰亡之世

　　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健康且稳定的中枢政治群体，就不会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王朝

　　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在横扫六合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各地风俗、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秦帝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政策，依靠律令制度与官僚制度实行统治，用郡县制确立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在实践层面确立了大一统的政治模式。此后的两千年间，这种统治模式成为古代中国的执政主流。

　　对古代中国而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模式到底功过如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在这一模式作为代代相袭的基本体制之时，如何在这一前提下维护统治、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则是每个王朝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错综复杂，既需要在执政层面进行各项制度建设，比如健全官僚制度、维护律令的权威性与公正性、强调政策制定的理性原则等，也需要在意识上时刻自省，反复思考王朝利益与社会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官员权力与百姓权益、王朝统治合法性论证与具体政策的契合度、王朝倡导的价值观与实际施政的吻合度等宏观问题。一些具体而敏感的方面，诸如边疆政策、民族政策、财税政策等，自然也是关系到王朝安危、国祚修短的关键。当面对这些问题时，清醒的决策者自然会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感。

　　在这些问题中，有一个问题与其他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那就是如何保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最高决策与执行群体??我们以前的教科书里称之为“统治集团”。在帝制与中央集权作为基本体制的古代中国，身处权力中枢的决策者与执行者的影响力自不待言，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健康且稳定的中枢政治群体，就不会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王朝。

　　如果最高决策与执行群体能够保证相对稳定，就会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也会保证中枢政局的稳定。政策的连续性既能让长期计划得以实施，避免急政的发生，也让基层社会免受朝令夕改之苦；中央集权体制下，政治中枢是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来源，也是整个体制的信息中枢与调控中枢，保证中枢政局的稳定，才能让中央集权体制顺利运转。

　　要维持这种相对稳定也并非易事，在掌握了最高权力就掌握了一切的古代中国，跻身最高决策与执行群体，意味着成为王朝利益的分肥者??尽管有政治理想的士人们志不在此，但追求富贵者更多，其间甚至还有想成就帝王之业者。对权力的追逐如果处于无序的状态，就会造成政治秩序的紊乱和政策的混乱。

　　“政出多门”对国家与社会有极大危害

　　春秋时期，经过晋献公、晋文公的努力，晋国成为中原的霸主，可是在国家强大的同时，晋国的卿族势力也越来越强，若干卿族都想控制朝政，为此互相倾轧。当这些卿族都想主宰国政却又没有战胜其他家族的绝对优势时，他们就将最高决策与行政权力强行分割，造成“政出多门”的局面。所谓“政出多门”，与按照职能和行政运行机制进行的分权体制不同，而是政治高层的成员为着争夺权力而各自拉起山头。这种局面，令具体的执行者无所适从，基层的百姓也会成为他们权力争夺的受害者。而且，“政出多门”并不是卿族们权力争夺的结果，当矛盾无法化解时，他们就会用暴力形式一决雌雄。晋国的卿族就在这样一波又一波的争夺中逐渐消亡。伴随着这一弱肉强食过程的，还有国君势力的日渐衰微与几个强大卿族的离心离德。这个互相争斗的过程，以“三家分晋”而告终。

　　正因为“政出多门”对国家与社会有极大危害，进入帝国时代之后，如何维护中枢政治群体的相对稳定，特别是如何通过维护这种稳定保证皇权不失，成为帝王们迫切想要解决的难题。秦始皇的解决方案是放弃分封制，用律法和官僚制来保证皇帝的绝对权威，结果只保证了皇帝一人的权益，被方士们评价为“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上不闻过而日骄”，成为“独夫”。

　　有鉴于此，政治务实派刘邦在取得楚汉战争胜利后便决定与开国功臣共治天下，以保证刘氏政权的稳固。为此，他与功臣们订立“白马之盟”，共同盟誓，约定“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得侯”，既突出了刘氏皇族的独尊地位，又保证了功臣集团作为最高决策与执行群体的利益。这一誓约成为西汉前期中枢政局稳定的重要政治依据，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时期，最高层成员几乎全部来自功臣集团及其子孙，他们不但在吕后去世后清除了吕氏家族的势力，还援引“白马之盟”限制外戚势力的扩张。汉景帝时期平定“七国之乱”，也是依靠这一集团中的重量级人物周亚夫才得以成功。这种稳定不仅对高层政治有利，对基层社会同样有益。从汉高祖到汉景帝，几代君臣都坚持与民休息的原则，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恢复了社会经济，让百姓生活较为富足，司马迁将这一情况概括为“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

　　只强调高层的相对稳定，维护高层政治的安全，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

　　保持最高决策与执行群体的相对稳定，能够造就强大、富足的汉帝国，反之，就会出现衰亡之世。公元6世纪，北魏王朝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北齐和北周两个新王朝。最初，东魏??北齐政权疆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西魏??北周则地域狭小、物资匮乏、人口较少。然而，几十年后，北周大军一路东进，一举消灭了北齐王朝。为什么？有的史家归因于北齐的皇帝骄奢淫逸，私德有亏，这显然不是关键。关键就在于双方在内部政权建设方面的巨大差异。

　　东魏??北齐政权的政治高层，先后存在几种势力：有开国的军事贵族集团，有北方的汉人大族，也有北齐王朝后期与皇帝私人关系密切的“恩幸”群体。而在东魏??北齐高层纷争不断时，原本实力较弱的西魏??北周则通过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以文化认同和联姻为纽带，以制度为保障，将其内部的精英力量锻造成一个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政治集团，这个集团被史学家陈寅恪称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简称“关陇集团”。西魏??北周以关陇集团为政治核心，不断增强其内部凝聚力，避免了高层政治上的内耗，在东魏??北齐内部倾轧时一心发展，双方的实力此消彼长，终于“东方不亮西方亮”，关陇集团的影响力更是一直持续到唐太宗时期。

　　在统一的西汉王朝，以功臣集团为主体的政治高层的稳定，促进了王朝的稳定发展；在北魏分裂后，西魏??北周凭借关陇集团对中枢政治的掌控，成为乱世中的胜利者。可以说，作为必要条件，最高决策与执行群体的相对稳定，是古代中国王朝统治是否能够长久的一个关键要素。

　　当然，只强调高层的相对稳定，维护高层政治的安全，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宋太祖、太宗想出各种办法削弱武将权力、维护中央权威，却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消除后患而大杀功臣，也没能为他的继位者朱允?换来平安。同样，只有高层的稳定，却没有理性的决策与行政体制，没有权衡多方利益的合理政策，也无济于事。在回顾历史时，我们看到保证政治中枢相对稳定的重要性，并从此获得若干历史经验，便已足够。毕竟，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当今的中国已非古代的帝国，政治中枢人士也并非终身制，保持最高决策与执行层面的稳定性，已不能从人着手，而更应该建立一套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决策、施政的合理性以及各项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