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复兴路，共圆中国梦，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逐梦史”之 
在风雨如磐的旧社会憧憬“少年中国” 　

　　1897年出版的严复译著《天演论》，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会挨打，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法则。这在思想界产生广泛的影响，知识分子争阅《天演论》，以寻求救亡图存的“武器”，给中国设计一条复兴之路来。

　　康有为认为不改变王朝旧制，断无救亡富强之可能，强调“大变则存，小变仍亡”，在一百零三天的新政中，奏议上百本，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到街道整顿、西法种田等等，反映了康有为变法之急迫心情。图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口号得到国人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实践。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成立。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会刊《少年中国》刊载救国理论和社会思潮，由李大钊任主编。图为《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一期。

　　孙中山不仅首先喊出了“振兴中华”，也提倡“振我民气”，不难看出孙中山民族复兴梦的兴国与新民之指向。图为1906年孙中山为同盟会云南支部刊物《云南》的题词“振我民气”。

　　此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行的《爱国三字书》的影印（局部）。这是一本在“危局太迫”的情势下推出的读本。内容如“我国民，要相为”、“我同胞，宜勉哉”等与时局密切相关，契合了国人救亡图存的心态。尽管此书有些封建性内容，但力求达到“黄口小儿遽与之言”普及效果，有其合理处。

　［上篇：综论］

　　近代中国人有一个“少年中国”梦。这个梦，是在戊戌变法寻求王朝维新失败后，并最终丧失对清末新政所抱任何幻想的情况下，为寻求民族自强而展开的全新探索之路。“少年中国”体现了重塑千年家国关系，建立新型民族国家，终结千年帝制的时代指向，使现代爱国主义成为自觉的社会意识，使中华民族经由伟大的辛亥革命，焕发出面向未来创造历史新纪元的无限生机与力量。

　　“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

　　1894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次年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泱泱中华，从几度威仪万邦，衰落到遭受几乎所有西方列强的欺凌；从当了日本一千多年的先生，衰落到被这个东方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

　　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康有为看到，文艺复兴之后，“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而中国，不改变王朝旧制，断无救亡富强之可能。

　　1895年4月，康、梁联络在京赶考士子千余人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主张，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1898年，以光绪帝为首，康、梁等人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运动??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主旨，是改变王朝旧制，以与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相统一。改变旧制，首先要改变“君－民”关系，形成一种“合群”的民族生态。严复、康有为等人主张“以群为体，以变为用”，强群固本，实现“保国、保教、保种”之目标。梁启超指出，国家是“合群”的产物，“以独术治群”，会使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虽有四万万之众，却一盘散沙；“以群术治群”，君民同群，则会“使其群合而不离”，使国人超越个体，以群体共同利益为重，达成万众一心之民族凝聚力。这显然超出了王朝臣民旧观念，萌生了一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

　　基于上述新观念，戊戌变法提出经济上设农工商、路矿局，倡办实业，修铁路，开矿藏，组商会，变财政；政治上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国事；军事上建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革新措施，旨在变革封建政治，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实现民族救亡自强。

　　变法得到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但也受到保守势力的强烈阻挠。当新政与旧制稍有冲触，守旧官僚、文人一拥而上，痛斥康、梁为“保中华、不保大清”的“乱臣贼子”；他们认为中国主要危险不在经济技术落后，不在专制制度衰朽，而在“圣道”沦亡和“以洋为师”；他们鼓动独掌军政大权的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帝，废止新政。康、梁外逃，戊戌“六君子”被杀,变法失败。

　　变法失败，充分暴露了传统王朝观念的极度反动与保守。在那种政治生态下，康、梁等维新派敢于对延续两千多年的王朝专制提出挑战，无疑表现出了极大的魄力和勇敢。这必将推动后人诉诸全新的政治和文化选择，以全新的国家观再造国魂，以全新的爱国主义引领民族救亡自强。

　　帝制新生之梦的破灭与“少年中国”梦的呼唤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发生了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清廷完全丧失国家主权，4.5亿两白银巨额赔款使其财政陷入全面危机。由此，清政府被迫于1901年至1911年再行“新政”，企图挽大厦于倾倒，通过改良实现帝制新生。

　　尽管新政在深度及广度上均比戊戌变法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舆论却斥之为“闹剧”、“假新政”。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清廷对设立责任内阁、召开议会等新政的关键环节一再拖延，或改头换面，大搞“皇族内阁”，致使汉族官僚军阀集团开始“离心”，一些原本支持新政的立宪党人开始认同革命党推翻帝制的主张。同时，加税于民，造成民变四起，各省混乱，局势失控。

　　当仁人志士丧失了对新政的任何幻想之后，他们开始认识到，“老大帝国”已无可救药，要救亡自强，必须重新探索个人、国家、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坐标。

　　继严复提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之后，梁启超超越同代人单纯“排满”的狭隘汉族主义，展现了“兼以蒙、回、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实。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论为依据颠覆传统王朝观，用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诠释国家，建构了全新的领土、主权、人民、国家认同，使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涌出了中国地平线。由此，“祖国－中国”意识全面觉醒，“民族精神”、“祖国主义”、“爱国主义”、“国魂”等口号响彻中华大地，展示出全新的爱国主义精神。

　　1900年2月，梁启超写就了回肠荡气的《少年中国说》，与“老大帝国”相对，称“我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少年中国“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所以“在今日为少年国”。他翘首以待少年中国横空出世：“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蔡元培、李伯元把中国比作欲来的日出和风雨：“看那潮水，听那风声，便知……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现在的光景“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少年中国”一扫“老大帝国”的朽态，展现了一种创世纪的激情、精神和力量,引起国人的广泛共鸣，成了清帝逊位、“大中华民主国”开元的报晓。

　　“少年中国”由理想建构转入现实创造，启动了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进军

　　1911年，“少年中国”这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梦想，迎来了由理想建构转入现实创造的新阶段。

　　10月10日，湖北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11日，武昌城内遍插革命旗帜，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并立即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此后，大多数省份先后宣告独立，清朝统治分崩离析。

　　11月24日，在欧美为革命奔走的孙中山回国，经17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承载着国人复兴民族的希望，中华民国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2月12日，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260多年的清王朝，宣告终结。

　　武昌起义后，西方列强敌视中国革命，不断向革命派施压，加紧扶植袁世凯。立宪派害怕革命继续发展危及自身利益，也希望拥有北洋武装的袁世凯来维持社会“秩序”。同时，革命派内部，妥协思想也在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民国临时政府迁至北京，孙中山解除大总统职务，袁世凯取而代之。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成功，但其伟大功绩不可磨灭。它完全终结了帝制，沉重打击了专制势力，使国民思想获得巨大解放。从此，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谁要与此背离，就注定被人民抛弃。同时，中国沿着新型现代民族国家轨迹，启动了解放以往被王朝专制禁锢下的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历史进程。

　　马克思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曾几何时，民国“其形维新，其实依旧”，孙中山以“三民主义”振兴中华的理想并未得到落实，中国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梦想依然艰辛曲折，但是，中国人民迈向民族独立自强的脚步已不可阻挡。

　　［下篇：人物］

　　19世纪末，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之国早已远离太平盛世，一步步坠入半殖民地深渊，志士仁人们不甘沉沦，步履维艰，前仆后继地编织着救亡图存的“中国梦”。

　　梁启超的“新民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头两年他心情很不好，晚上常被清兵追捕的噩梦惊醒，想想原本可为的维新事业和谭嗣同等流血牺牲的战友，他感到悲哀和迷茫，写文章常用“哀时客”的笔名。待他读了几年西书，知识阅览丰富起来，救国之道渐渐清晰，心情豁然开朗，发表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描绘了梁启超心中一个新的中国梦：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梁启超在文末宣布，他以后不再用“哀时客”这个笔名了，代之以“少年中国之少年”。那么，梁心中的救国之道是什么呢？是“新民”，即要让中国民众觉悟，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认为一旦能够如此，中国就将崛起于东方。

　　在随后的一些年，梁启超写了大量的文章，向国人说明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他说要使人民爱国，有公德心，就要让他们做国家的主人；要使人民做国家的主人，就要让他们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并尊重他们的独立人格。人民只有享权利，才会对国家尽义务；每个国民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这样的群治、公德才是自觉的、有力的；这样的国家才是战无不胜的。梁的杰出宣传，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被称为“启蒙”。

　　丁文江的“科学梦”

　　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西方近代科学，同其政治学说一道，吸引了无数中国读书人。在他们看来，理性精神是西学的精髓，而东方文化的神秘主义，其差距就在于不科学。因此科学梦，不仅是救国梦，更是强国梦。当年的“海归”人士丁文江就以自己的一生，追求和实践了这个梦想。

　　丁文江15岁出国留学，先赴日本，再转英国，攻读动物学和地质学，学成归国，投身于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事业。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人生观”问题演讲，提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的观点。丁文江与张君劢是朋友，但他毅然挺身为捍卫科学思想而与张展开论战，他在著名文章《玄学与科学??评君劢的〈人生观〉》中强调，所谓欧洲文化破产，“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丁文江引用与他观点相同的胡适的话说：“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他还认为，西方的科学理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精神是有契合之处的。

　　当年中国思想界的“玄科之争”，在今天看来，双方观点都有一定偏颇，但丁文江等所坚持的用科学精神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虽不无简单之处，却表现出对现代化更为积极的态度。

　　马相伯的“教育救国梦”

　　马相伯的名字和中国一所大学联系在一起，即复旦大学，其代表了民间志士“教育救国”的梦想。

　　马相伯早年做过外交官，曾游历欧美，深感中国教育落后是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于是“决心想办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1903年，他将家族遗产三千亩田地作为基金，又拿出几乎全部家资（八处地产和四万元现洋），创办了震旦学院。“震旦”为梵文“中国”称谓，有“日出东方”之意，是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式民办大学。马相伯自任校长，他说：“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

　　马相伯对他的学生说：“所谓大学生，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索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诸君在此校学习，须遵循道德和专业内容，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治校中，马校长特别强调：“学术之根，自由为本”，他认为教育自主、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又主张办学“面向所有学生，无论其思想派别有何不同都任其自由发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马相伯已是90高龄，他奔走呼号，鼓吹抗日救国，感动了各界人士。1939年，在抗战转移中，这位可敬的百岁老人病倒在途中，临终他说道：“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张謇的“实业救国梦”

　　近代走“实业救国”之路的人物不少，第一人当数张謇。张是甲午（1894）年科举殿试一甲头名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中状元者，高官厚禄唾手可得，如仕途顺遂，亦不难爬到宰相之位。而张謇却矢志走另一条路：经商办厂。这在当时虽合强国富民的新思潮，然于士大夫阶层，则非有极大的梦想而不能为之。

　　张謇的这条为梦想牵引的路，走得十分艰辛，成绩亦相当可观。1895年他在家乡南通发起筹建大生纱厂，在1914年至1921年间进入经营的黄金时代，其时在上海上市的大生股票极为抢手。

　　在大生纱厂经营成功的基础上，张謇开始推行他的以工商带动地方自治，把南通建设成“新世界之雏形”的理想。他相继又办了一大批公司，其中有垦殖、发电、轮船、面粉、榨油、酿造、盐业、食品、肥皂等工厂。同时大力兴办教育，他认定“实业为父，教育为母”。应该说，张謇建设地方、改造社会的梦想，实现了很多。可惜当时家国动乱频仍，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整体环境不佳，张謇的工商事业后来也遇到不小的失败，但还是有许多成果保留了下来。

　　从一个读圣贤书的状元郎，转变成杰出的工商实业家、地方自治建设的带头人，张謇实现梦想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是能够与时俱进、同现代化的世界潮流接轨的。

　　（作者分别为国防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主题延伸

　　“少年中国”之探求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为未来中国勾画了一幅“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的崭新图景，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感染力，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就以“少年中国”为主题，展开了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想象。

　　李伯元：新世纪的中国，“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在小说《文明小史》楔子里，把新世纪的“中国”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风雨欲来的天空，并进而解释说：“请教诸公：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什么时候了？有个人说：‘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据在下看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王光祈：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

　　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王光祈1919年在《少年中国之创造》一文中写道：“我们要改造中国，便应该先从中国少年下手，有了新少年，然后‘少年中国’的运动才能成功。”

　　王光祈还将他的“少年中国”理想付诸实践，他提倡的“菜园新村”，集劳动、读书、娱乐于一体，构成较完整的半工半读体系。他急切地呼吁：“我们不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王光祈还主张音乐救国，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自序中，王光祈写道：“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

　　李大钊：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李大钊为了阐明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于1919年发表了题为《“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开宗明义写道：“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如何去创造和实现这一理想的“少年中国”？李大钊提出了一个“少年运动”方案：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物质改造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

　　宗白华：脱离了旧社会的范围，另向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团体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1919年在《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一文中描绘了“少年中国”的形象。他说：“跳出这个腐败的社会以外，创造个完满善良的新社会，然后再用这新社会的精神与能力，来改造旧社会……”他还提出了一个创造“山林社会”的大胆构想，指出“脱离了旧社会的范围，另向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团体，从合力工作，造成我们的经济独立与文化独立，完全脱去旧社会的恶势力圈。我们从实业与教育发展，我们团体的经济与文化，造成一个组织完美的新社会”。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