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戊戌年(1898)八月，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党发动政变，逮杀维新党人，变法失败。梁启超得日人营救，搭乘日本大岛舰赴日避难，此乃梁氏去国流亡之始。行时有《去国行》一篇，悲愤沉郁，以诗言志，中有语云：“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一直是他抱持的政治理想。他已经体验到了变法的艰难和制度变革的残酷性，中国的现实和日本的经验告诉他，重大的社会变革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理想的太阳在他的头顶照耀，青春的热血在他的周身奔涌，为了理想，他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政变始作，谭、梁诀别之时，谭嗣同有语：“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谭愿作月照杀身成仁，勉励梁像西乡那样，实现变法的理想。“南洲翁”即是日本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此时梁启超二十六岁，幸与不幸，成功成仁、月照西乡……两种结果，他希望自己三十岁时会见分晓。但是到了三十岁时究竟怎样了呢?对人生前景的预测总是落空，三十岁那年，他并没有建立什么“奇功”，仍然羁留日本，归国无望。他主要的事情是主笔《新民丛报》，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偶尔也为《新小说报》撰文。他为自己没有从事叱咤风云的实际政治活动而懊恼：“尔来蛰居东国，忽有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他不以文字之功为然，刻刻不忘从事政治活动，引友人诗句云：“‘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 ’，呜呼，笔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生所以报国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尝不惊心动魄，抑塞而谁语也!”三十岁的梁启超由报“君恩”到报“国民之恩”，说明他思想的进步外，仍然是一副郁郁不得志的样子。视文章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向往在政治上大展宏图。从事实际的政治操作，使中国变法图强，是梁启超大半生的心结。这种意识其来有自，儒家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自命，“齐家、治国、平天下”嘛，“立德、立功、立言”，实际的事功要比“空言喋喋”更辉煌也更真实。就连李白也有“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志向，在李白那里，或许只是诗人狂傲的大话，但在梁启超这里，却是刻刻萦怀，须臾不能忘记的头等大事。

　　梁启超去国流亡十几年，除游历夏威夷、澳洲、美洲、日据台湾岛外，中间有两次密潜回国，为安全起见，来往不过数日，其余岁月皆蛰居日本。在日期间，他除了办报写文章，著书立说，鼓吹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和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论战外，也时时关注国内的政局，从事一些他认为更重要的政治活动。择其要者而言之，有如下几项：

　　一、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中国维新会”，主要以旅美华侨为主，筹捐款项，扩大组织。在美洲、南洋等地成立保皇立宪的分会，并于1904年正月在香港召开保皇大会，海外的保皇党因此形成一定的声势。但是，这些海外组织对中国中枢政局并无影响，晚清帝国加速滑向深渊，直到帝国的实际主宰者西太后和被囚禁的光绪皇帝同年死去，不久发生辛亥革命，弄到无“皇”可保为止，康、梁所秉持的政治理想最终破灭。

　　二、为了筹措政治活动经费，和康有为等搞一些实业经营。如梁启超参与主持的广智书局，康有为在墨西哥投资的铁路和电车运营业，皆因书生轻信，用人不当，奸猾舞弊，堕人彀中，弄到亏损倒闭，全盘皆输。由康有为和广西巡抚张鸣岐等赞助成立的振华公司，由宪政会人士参与主办开发桂省实业，刚一开张，就发生骗财杀人惨案。张鸣岐幕僚刘士骥被杀身死，张迁怒于康、梁，弄得众口嚣嚣，狼狈不堪。至辛亥革命前夕，立宪党所开办的海内外实业几乎全部垮台。1910年，康有为致信梁启超，念此几痛不欲生：“大局同尽，大局俱裂，我岂徒身败名裂，牵累万端，为此大痛几死，今惟有日病待亡。总之，权利二字一涉，则争盗并出，或阴或阳，其来万方，入其中者，必狡狯辣毒，与之相敌然后可。”读此言令人可悲复可悯。康、梁皆为书生，强入此道，安得不败!

　　三、在国内开展秘密活动，以图动摇乃至推翻西太后的统治，影响晚清政局，改变清政府政治走向。其活动包括参与密谋支持唐才常等的所谓“勤王”起义，收买荆柯、聂政一类“死士”，对西太后和满清大员搞暗杀，对满清权贵可利用者行贿等等。“个中要义，一贿，二丸，徒恃口无用也”(1908年马相伯致梁书)丸者，暗杀之弹丸也。尽管花了很多钱，也网络了一些所谓“喋血义士”，但大多被骗钱了事，暗杀行动一次也没有进行过。多年经营暗杀西太后的梁铁君被人告发，于1906年被清政府捕杀。革命党中的汪精卫暗杀摄政王还埋过一次炸弹，立宪党连枪也没放过一次，徒花冤钱而已。行贿满清权贵，在政权中枢寻找代理人的事情也没有成功。

　　梁启超在海外的政治活动已如上述，不仅没有什么成效，几乎可说枉费心机，一败涂地。1908年，梁发起成立的“政闻社”被清政府查禁，他们一直进行的推动清政府“开放党禁”的活动因顽固派的阻挠也毫无结果。他在诗中抒发苍凉的心境说：“一出修门已十秋，黄花见惯也应羞。无穷心事频看镜，如此江山独倚楼。”其萧瑟和寂寥有独立秋风之感。但梁的事功之心从未消泯，反倒愈挫愈奋。他的政治抱负于1909年给其弟梁仲策的信中表露无遗：“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何也，中国将亡于半桶水之立宪党也。”此时的梁对同党某些人已深感失望，对多年努力不懈却一无所成有所反思，但对自己却信心满满。多年研究，他自信已握有救国之良方，认为只有自己归国执政，方能救中国于危亡，听来真似古儒生“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狂妄。中国的事情真的这么容易吗?只待一个大贤人措置江山似棋局，拨乱起衰如反掌?梁启超是这样想的，他甚至以医国圣手自诩，拿起架子来：“兹非有聘莘顾隆之诚，决高卧不漫起也。”他等着人家恭请他归国收拾残破的江山，拯救混乱的时局。

　　梁启超没有失望，他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逼迫他出亡异国，一直没有赦免他的清王朝垮台了。他终于熬过了漫长的严冬，他认为自己政治上的春天到来了，他将像英雄凯旋般被迎回祖国，以施展他政治上的抱负。

　　梁启超能够如愿吗?

　　二

　　辛亥年，武昌起事后，国内政局动乱。南方数省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但群龙无首，以同盟会为首的革命党虽然将独立各省整合，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乱兵暴民，遍于国中，舆论纷纭，谣诼四起，临时政府财政困窘，政令不行;北方的清廷虽起用袁世凯出面组阁，但袁对清王朝已怀二心，故首鼠两端，握兵待机，窃夺权力的野心正在发酵。国内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各方政治势力纵横捭合，纷纷登场，开始角逐权力。大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之势。此时以康、梁为首的立宪党人也急于实现自己多年的政治理想，1911年农历九月初八日梁启超给徐勤(君勉)一信，内中有语云：“今兹武汉之乱，为祸为福，盖未可知，吾党实欲乘此而建奇功焉。”接着，就将自己两年来所策划的“锦囊妙计”倾筐倒箧，和盘托出，两年来，梁等在海外，用各种关系和手段结交满清权贵，“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涛、洵两人而已，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原来，他是想助载涛用禁卫军搞宫廷政变，驱逐顽固党中的庆亲王奕?和载泽等人，使载涛为总理，然后开国会，实行立宪。为此，他决心不顾凶险，密潜回国，串联清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起兵以助载涛。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利用资政院投票，他可以取袁世凯而代之：“本初(袁绍字本初，此代指袁世凯)观望不进，今欲取巧。今欲取而代之，诚甚易，资政院皆吾党，一投票足矣。惟吾颇慎重不欲居此席。”大有运天下如股掌之气概。当然，事情成败，既关人事，又关天事，所以不可逆料。因此，梁在信中，有托孤之言。徐勤与梁是万木草堂的同学，同为康有为弟子，徐对康、梁事业，忠心耿耿，甚至破家以助，梁慨言道：“弟日内必行矣，弟气固甚壮，然天下事安可逆睹，若其无成，而以身殉之，亦意中事。若万一有他变，则全家二十余口，尽以托诸吾兄。吾老亲有仲策可料理，吾弱息则惟吾兄抚之。”真是风动易水，慷慨悲壮也!梁启超此时所依仗的，主要是清廷的资政院，认为其中大半皆是立宪党人，靠资政院投票，掌政柄，行立宪，易如反掌。梁启超九月十六日乘日本天草丸秘密返国，行前又有给徐勤书，提出立宪党应对时局的八字方针：“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行前胆气颇豪，欲拟杜甫作《北征》诗，虽未成，可见其心境也。到大连后，给女儿的信中，对自己的政治前程仍有非常乐观的估计：“入都后若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此“冢骨”者，借指袁世凯也，梁等指称袁有多种称谓，若“土、土头、本初、公路(袁术字)、项城”等，此云“冢骨”，冢中枯骨，轻贱之甚也!讵料梁一登岸，就闻知国内局势混乱，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治安一团糟，人人自危，所谓资政院，议员已遁逃大半，无法开会(即便能开会，中国当时难道能靠投票治理吗?梁之设想，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更令人失望的是，想借助军队方面的原陆军第六镇统制(后暑理山西巡抚)吴禄贞被袁世凯收买的部下杀害，他想运动军队，结果却招来一些马贼头子和来路不明的人，想拥他而独立。他回国的消息被报纸宣传后，南方某些报纸竟造作谣言，说他欲联络宗社党人，意欲引入沙俄军队扑灭革命党，大约就在这种情况下，梁等寄予厚望的具有强烈反清革命思想的蓝天蔚、张绍曾(二人皆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与吴同称“士官三杰”，蓝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关外大都督，北伐军总司令)已不被所用，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梁此时不仅所有谋划皆成泡影，且有性命之虞，不得不仓皇逃归日本。

　　辛亥革命甫一发生，梁启超此次归国之行，怀有秘密的政治使命，时间颇短促，是梁氏政治生涯的一段小插曲，还不能算“英雄般的凯旋”。此后，袁世凯奉命组阁，梁被任命为袁阁中的法律副大臣，但梁辞而不就，回函于袁，建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不能进剿南方革命党，以免国家分裂。嗣后，清廷与袁本人多次促梁归国就职，但国内时局纷扰，瞬息万变，梁此时尚不欲为袁所用，他还要观察、权衡国内政治势力的消长，强弱，以定行止，因此，他仍滞留日本，密切注视国内时局的发展，等待归国的时机。

　　这时，国内进入了南北和谈时期，国体问题，成为焦点。梁启超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重申立宪主张，认为中国应仿照英国实行“虚君共和”。今天看来，这种渐进革新的主张或许震荡最小，对国家向现代立宪体制的转变，减少人民的痛苦，以实现国家政治体制的平稳过渡是一条最为稳健的路径。但是，激进的革命党坚决不采纳，而袁世凯方面，因别有所图，虚于委蛇，所以，立宪派的主张终是不能实行。尽管如此，在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中，在南北和谈处于胶着状态的短暂时间内，梁启超等立宪派仍然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做着最后的努力。如麦孺博在粤、罗瘿公在京、盛先觉在沪、张汉章、谭奎昌在鲁……都不断地向远在日本的梁报告国内时局和立宪派运动情况。梁所收到的信息，有的似是而非，有的比较客观。如罗瘿公信中云：“北方一般舆论有不满意袁者，甚盼康、梁内阁，谓继袁非康不可。”中国政治一直靠实力说话，舆论不能左右中国政情，况此种“舆论”可信度大可存疑，此言之谬，自不待辩。又如蓝公武报告说，袁财政困窘，无力为战，孙中山从国外并未携款归，南方社会秩序混乱“南方之败，立而可待”云。又云：“项城兵力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此语对局势的判断还算准确。康(此时亦在日本)梁凭借这些国内党羽的汇报和日本的报纸遥策国事，以定进退，然而动乱中的中国形势瞬息万变，时势变化，多不如其策。

　　梁启超于九月十六日归国的计划失败之后，与当年十一、二月间尚有两次打算往沪和入京的计划，最后都没有成为事实。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虚君共和”的主张已成昨日黄花，南北舆论都倾向于革命党的“民主共和”，一些立宪党的中坚人物也已转向，梁原来的策划，以为完满，但终归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南北两方??革命党和袁世凯??忙着谈判，立宪党再无置喙之余地，已被边缘化，有土崩瓦解之势。梁启超被晾在了一边，对于他的归国问题，同党人士众说不一，归国后干什么，也莫衷一是。但大体说来，不外两种意见：立即归国说和暂缓归国说。

　　主张梁立即归国者，以立宪党骨干徐勤最为激烈，他主张放弃保皇主张：“满人气运已绝，若复抗舆论，存皇族，必为全国之公敌矣。”徐虽憨直幼稚，但他这一点认识，算明白了中国政治的本质：“今日惟有兵力乃可有势力，有势力乃可有发言权。”因此主张立宪党在粤省割据一隅，招兵买马，以进中原。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中国政治的铁律，参与军事角逐，实际上已放弃了立宪党人一贯秉持的政党政治的理想，但揆诸康、梁等人，无疑痴人说梦，即使心有所欲也势所不能也。到了1912年，徐勤等海外立宪党人士见梁仍留日本，更是心急如焚，四月二日致康有为信中有言：“吾党之弊，全在理想太多，实事全无，不免有文人习气，岂能立于竞争之世耶?”此言可谓一语中的，康批注此信曰“览书吾愧欲死。”回思多年来种种惨痛失败，康氏之心境可知。脱胎于士人阶层的中国知识分子秉持立宪的理想，力图用和平的方式在中国行政党政治，其信仰之诚，奋斗之苦，令人钦敬，但到此已四面铁壁，无处突围。

　　主张梁暂缓归国者，主要是在国内密切关注形势的党内同志。一是认为局势混乱，为梁安全考虑。上海的革命党报纸遍登判梁死刑的消息，同盟会攻击丑化梁启超不遗余力，同盟会中的刘揆一认为应接近梁，共图国事，被诋为“汉奸”，有言“虚君共和”者竟被杀死，立宪党人徐佛苏主持的《国民公报》被同盟会人攻毁，徐本人也被殴伤。况南北谈判，局面尚不明朗，即便归国，也无事可做;另有人认为依梁之身份影响，无人敦请欢迎，岂可轻易归来?如吴冠英致梁书，认为梁此时出山，已无名义号召天下，所倡“虚君共和”不行，若倡“民主共和”，乃附“革党”之骥，亦难为天下所重，要梁暂留日本，静观时变，伺机而动。又孙洪伊认为梁归国须归之有名：“浩然自归，兴味索然，何如有一二政党举以为魁，欢迎之而后归。”又云：“归国之期愈迟重，则社会欢迎愈至，自行归国，终不如国人迎之以归，能否在社会上占一势力，其关键全在此也。”

　　对梁启超归国后所为，也有各种说法：大致说来，有三种：一是劝梁归国主持舆论，莫入政界，如汤睿(觉顿)告诫梁归国后“断不可入政界，入党派”，不赞成康的入政府为阁员的主张，应办《国风》，办法政大学，“以闲云野鹤之身，归国主持舆论”。罗瘿公认为所谓几个党联合推戴梁不过是如粤谚树幡竿以招鬼，万不可信，劝梁拿定主意，不入政界，不入政党，以清流之身待机以动。但梁岂是“闲云野鹤”?这种主意当然不会被梁所采纳。另有人主张梁应入孙、袁两党之外的第三党，即与黎元洪结盟，同为党魁，在政党竞争中角逐权力，徐佛苏、徐勤等人均持此议。最切近的主张，是要梁与袁世凯结盟，如张君劢等人。冯骥年、梁炳光等人敦促梁迅速出山，参与袁世凯政权，云：“若有机不出，则人将疑足下仍有故清系恋，他日若有宗社党余孽煽惑，且污足下以恶名，虽有百喙将何从而辩之?”他们将梁视为可以攀援的大树，急煎煎促梁马上附袁：“必须早与本初携手，方能达其目的。”并云：“吾辈已过中年，宁堪再误?”要在政治宴席上分一杯羹，情急之态毕现。

　　梁启超对这些信息当然是照单全收，他倾听所有人的意见，但却分析形势，权衡利弊，对厕身国内政局，有着自己的盘算。1911年冬天，他就有了联袁的趋势。1912年，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大总统，梁立即表示祝贺，袁复电示谢，情辞恳挚，也有笼络这位大名士之意。梁大喜过望，于同日致书袁世凯，畅论财政、政党问题，劝袁行“开明专制”，并申自荐之意：“今百度革新，大贤在上，若他日得为芹曝之献，自效涓埃于万一，何幸如之。”袁世凯自当会意，他此刻需要梁启超这样的名士来扮靓他的武人政治，所以极力拉拢。示意他的心腹幕僚梁士诒要梁启超为之撰施政草案，指示说：“项城拟参合法、美、葡而合于我国三年内所适宜者之秉划宗旨，速撰寄。”此时的梁启超欲结袁而急于登上政治舞台，所以，不惜做袁的编外大秘书，立即撰写寄上。当年梁在海外，曾有谋刺袁世凯之筹划，蔑称其为“土头”“冢骨”，如今时移世易，好恶翻转，起码在表面上，已在巴结袁。与此同时，革命党方面的疏通也在进行，同盟会方面，汪精卫早有结识梁启超之意向，曾托人带书，以示倾慕，并赠金二千。南北和谈，孙中山在南京临时大总统位子上时，北方已提名梁入内阁，但被孙涂去，如今，南京留守政府已撤消，同盟会方面对于梁启超也有了和解的愿望。到了1912年六、七月间，随着时局的变化，国内忌梁者日渐减少，而同情欢迎者日渐增多，梁启超的学生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和副总统黎元洪先后通电欢迎，并请政府起用，国内各团体也表示了欢迎的意向。同盟会中一向激进的张继(溥泉)和刘揆一也电请梁归国，梁的朋友和党徒也在国内积极运动，鼓动徐世昌、张国淦等有影响的人物为其奔走说项，又串联蒙古王公呈请袁大总统迎梁归国。此时，归国的火候已经到了，国内伫望归鸿，望穿双眼，此时不归，更待何时也?

　　不过，在梁启超荣归故国之前，还要插叙两件事：一是，对于梁启超归国事袁，反对最力的是周善培，据他回忆，他曾与自己的老师赵熙(尧生)先生特意跑到日本，力劝梁不可。说得唇干舌焦，梁似有难言之隐，回道：“我不是不听你的话，却不能不听南海先生的话，你有什么意思，应当先去同南海先生说清楚。”周、赵二人只好坐了三十分钟火车去找康有为，结果与康辩论了几个小时，康坚持梁一定要去。所以，对于这次梁启超归国事袁，周善培认为是被康所误。周、赵之谏阻，可能是爱人以德，但对于中国政治有急切事功之心的梁启超在众望所归的假象中，焉得不纵身急流浊浪，一试身手?所以，归国事袁，应该说梁是主动的。二是康、梁十余年间，由于政治观念、学术见解以及其他琐事，已时见嫌隙，至民国初年，由于康作为立宪党领袖，所有海外经营归于失败，加上他的性格缺欠，在党徒中威信大损，而梁启超的威信却远远超迈于康之上。梁启超虽然事师惟谨，但康心有憾焉。此时，国内对康攻讦甚烈，康已成为梁的政治负累。于是，梁劝康退隐。康有为表面上似已同意，但内心衔恨，自不待言。这就是康、梁分道扬镳的开始。康作为推举梁归国事袁的幕后推手，似有所图。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1912年九月末，流亡在海外十五年的梁启超踌躇满志，在日本神户登上了归国的轮船。这一年，他整好四十岁。

　　三

　　梁启超此次归国，可谓风光无限，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谓极人生之至快。”当然他又加一句：“亦可谓极人生之至苦”。后一句是撇清的话，所谓“苦”，乃应酬不暇之苦，万方辐辏，众星捧月，若无人理睬，何快之有?所以，此“至苦”乃“至快”之基础。

　　梁于是年十月初八到天津，在津住了十二天，十月二十入京，在京也住十二天，复返天津。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梁启超大有如今世界超级明星受各路“粉丝”拥戴之快，真是载欣载奔，如痴如狂，让他过足了人生的瘾。十一日给长女梁令娴的信中述及到津三日的情形说：“三日来无一日断宾客(唐绍仪及前直督张锡銮皆已来谒，赵秉钧、段祺瑞皆派代表来)，门簿所登已逾二百人矣。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此次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张謇、黄兴皆候三日……又地方官纷纷宴请，应酬苦极。寓中则分三处，客厅无时不满。”来趋奉拜谒的可不是寻常的追星族，都是当时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梁启超自是豪情满怀：“吾虽终日劳劳，精神愈健，亦因诸事顺遂，故神气旺耶”。国人欢迎之盛，不仅有虚的，还有实的，十三日信中说：国民党已派两人专门来劝驾，邀梁入国民党。“道不同，不相与谋”，梁当然不会入国民党，但他又不想得罪他们，所以，颇感难处。又有北京大学反对新校长，闻梁归来，要政府派梁任北京大学校长，各科各派代表四人来津见梁敦请。梁此时在政治上有更高的抱负，两事均已力辞。还有一件大实惠：袁世凯决定给梁月饷三千大洋：“受之与否，亦尚未定，旅费家费皆极繁，恐不能不受也”。十七日赴京前，又告家人说：“京中行馆，一切由总统府供张，即前此用以馆黄(兴)氏者也。此次项城致敬尽礼，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前途气象至佳也。”但也有一点小小不如意：“惟应酬苦极，夜不得睡，今日虚火涌上，牙痛大作。”比起受尊崇和追捧的大场面、大欢乐、大得意，这点小毛病自然不在话下。毕竟本质是文人，心头又掠过一点自恋自怜的小情绪：“遥思(日本)须摩、箕面间，菊花正肥，枫叶将赤，携酒跌宕，为乐何极，无端预人家国事，尘容俗状，良自怜也。”此言虽属撇清，但也算真实。第二天(十八日)又作一书，除告知牙痛已愈外，又告都中、上海各报，皆以梁归国为舆论中心，进步、民主两党将开欢迎会，国民党也将开欢迎会，重点告知的是袁世凯之态度：“因吾偶与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彼饬人铺设贤良寺，顷已备矣。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梁启超入京，袁氏接待规格，已高于革命党党魁黄兴，只因梁偶尔一言，下榻之地，将安排在满清勋臣和一等大员曾国藩、李鸿章所居之贤良寺(后因避嫌没住)。

　　梁启超入京后受欢迎的程度，可谓烈火烹油、锦上着花，比之在津，更热闹十倍，其情形和心境皆在家书中道及。二十四日信中说：“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国务总理赵秉钧以及各总长，还有前清功名显赫，如今也举足轻重的大员如徐世昌、陆征祥、孙宝琦之流谈话以二十分钟为限，等而下之者只给五分钟，其余连见也难。在共和党、民主党和报界欢迎会上演说三次，声势之壮，影响之大，未可量也!尚有很多民间团体，排日欢迎，他认为自己此次归国入京，真如雷霆巨响，为国内温和派吐尽一年来之宿气。激进的革命党有点灰溜溜了，今后，以他为代表的温和派将在中国政坛呼风唤雨。入京四天，袁大总统就与他密谈一次，宴请一次，而梁“仍虚与委蛇而已。”至二十九日，又有家书一封，再述京中受欢迎情形，除告总统府开欢迎会国务员全体作陪外，尚有十省都督来电欢迎，又讲各团体邀请以及演说事，听其演说，无不欢欣鼓舞。报喜也不忘报忧：上海已数次密电，言“某党”已派多人前来暗杀他。他已严加防备，自信敌人是不能害了他的。所以还有闲情逛琉璃厂，为女儿买文具等物。在京十余日，“日日自晨九时至晚十二时，未尝停口，铁石人亦受不住，故非逃遁不可矣。”

　　梁启超于十一月一日复返天津，当日家书中对入京后所受荣宠和欢迎情形做了一次总结：引日本报纸言“所谓人气集于一身者，诚不诬也，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即全社会，举国若狂。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他最引以为豪的是，此次归国入京，长了立宪党人的志气，灭了国民党的威风。他说：“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然后再次述及被欢迎及演说的盛况，“在京十二日，而赴会十九次之多”，湖广会馆答谢茶会“政界在焉，报界在焉，各党在焉，军人在焉，警界在焉，商界各行代表在焉，蒙古王公在焉，乃至和尚也到十余人，杂沓不可名状，可谓自有北京以来，未有之奇观也”。最后告家人说，已经接受了袁世凯三千月饷。一则若不受，怕袁猜忌;二则支出浩繁，他也确实需要钱。至此，他已达到了结袁并归国从政之目的。

　　梁启超归国，正当延续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彻底崩溃之时，一般国人不知共和为何物，对国家前途乃至个人命运懵懂彷徨，多年传播西方制度及思想观念的启蒙活动也就是他并不看重的“笔墨生涯”，使他名满天下，国人对现代国家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常识大多有赖于他的著作及文章，他归国之大受欢迎，正是国人对他启蒙之功的回报，加上各派政治势力皆欲借助他的影响，所以才有所谓“举国若狂”之大观。正是：“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柳宗元诗)。然而他春风得意的日子是如此的短暂，热闹过去，烦恼即来，转瞬间黄叶飘飞，阴霾满天，可谓“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柳宗元诗)。处在新旧交替，光明与黑暗搏战中的中国的政治乱象令他苦闷不堪，书生意气般的报国志向撞在黑暗而坚硬的铁壁上令他疼痛而惊愕，他的自大和狂妄很快就灰飞烟灭。

　　回津只月余，梁启超心境大坏，虽然得喜讯，夫人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五子思达生)，但情绪之恶劣，与月前判若两人：“吾昨夕因得须摩书，顷躁异常，又见国事不可收拾，种种可愤可恨之事，日接于耳目……大抵居此五浊恶世，惟有雍乐之家庭庶少得退步耳。吾实厌此社会，吾常念居东之乐也”。( 十二月二十日致长女书)言语间，对归国从政，已有悔意，但已无从抽身退步，只好打点精神，硬着头皮向前了。

　　民国开局第一年，梁启超就在这种壮怀激烈、意兴阑珊、春风得意、愤慨忧烦的大起大落心境中过去了。

　　四

　　1913年，梁启超四十一岁了。这年二月，他加入了共和党，五月，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统称进步党，梁启超被举为党魁之一(理事长为黎元洪，梁为九名理事中第一名，进了常委会，相当于党内二把手)，从前党禁未开，他的政党活动都是非法的地下状态，如今，他的公开的政党生涯开始了。这种人事安排的结果，和去年他得到的承诺有一些区别。那时合并的大约只有民主、共和两党，内定黎为总理，梁为协理，“张謇、伍廷芳等“皆退居于事”，就是说，他是名副其实的第二号人物。而今，理事一下子增加了九名，他虽然名列第一，但不过是九分之一而已。那时，他豪情万丈，认为自己归国，振臂一挥，则温和派吐尽宿气，他将带领两党，一马当先，在政党政治中大展宏图：“两党党员皆有‘哀鸣思战斗，回立向苍苍’之意，选举胜利可期，然自兹以往，当无日不与大敌相见于马上，吾则必须身先士卒也”。只不过两三月，万丈豪情化为寒冰，所谓进步党，虽有政界大佬为之撑腰或厕身其间，但其实质，不过是权贵枭雄窃权攘利的胯下之马，更有钻营和不逞之徒日夜争竞撕咬不休，弄得一片乌烟瘴气，合并前久拖不决，合并后同床异梦，梁启超先前所抱的政治理想一遇到这种丑恶的现实立刻就败下阵来。他被夹在欲退不能，欲进不得的窘境中，本年二月二十四日与长女令娴书中云：“政局危险不可言状，此时投身其中，自谋实拙，惟终不能袖手，奈何!”三月五日又有一书云：“国内种种棼乱腐败情状，笔安能罄……吾在此日与妖魔周旋。”这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被刺杀于上海沪宁火车站，国民党将其列为袁世凯后的第二号嫌疑人，声言必报复。处于军警严密保护下的梁启超情绪低落到极点，二十五日在家书中说：“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全如击空也。”救国拯民的热忱和理想在棼乱腐败的现实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这时，梁启超已有抽身退步之念：“吾性质与现社会实不相容，愈入之愈觉其苦”。“党事极棘手，合并已中止，吾亦将褰裳而去之耳。”但无论利用他的人还是拥戴他的人怎么能允许他退呢?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极其痛苦烦恼中应付局面。四月十四日，黎元洪在京都万生园宴请参众两院议员，他在演说中重申自己的政治理想，认为共和党目前的任务应该是与腐败和乱暴两大势力作战，但对战胜这两大势力，他自己也没有信心：“腐败派与乱暴派其性质虽若绝不相容，然彼为个人私利计，未尝不可以交换利益，狼狈为奸，则国事愈不可问”。从各国历史看，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旦发生，国家元气大伤，不可恢复，以中国列强环伺的现实，瓜分之祸殆不可免。所以，尽管我们对于现在政府有种种不满意，还是认为有政府比没政府强，只能在维持中慢慢改造它。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对中国渐进式革新的温和派主张。可是面对中国严酷的政治现实，他首先对自己就失去了信心。国事党事之无望，使他的心境极其恶劣。四月八日，国会开会，他从前认为稳操胜券的共和党败给了国民党，十八日在家书中沉痛地说：“吾党败矣!吾心力俱瘁(敌人以暴力金钱胜我耳)，无如此社会何，吾甚悔吾归也。”这是他第一次对归国从政明确表示悔意。他极力想从这肮脏的泥淖中拔出脚来：“吾今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立私立大学……”其实，这正是上天所赋予梁氏的最根本的使命，惜其不重其身，有出位之想，弄到想退也不能了，他只好在其中痛苦地挣扎下去。

　　不久，“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任命熊希龄组阁，又悍然下令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接着，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梁启超既为进步党之理事，又入熊内阁为司法总长，全国舆论指其为破坏共和制度的罪魁祸首，口诛笔伐，无所不至，一年前荣归之声色、骄人之威望全都化为乌有。其不能堪者，就连本党议员也戟指声讨，其以进步党议员刘伟君致梁的一封信最具代表性。此信开头，即对梁氏为熊内阁草拟的施政大纲中所谓“救亡”一说极尽冷嘲热讽，云：“窃谓救亡之术无他，铲除致亡之根株而已。致亡之根株不在外患，不在贫弱，在三数党魁争权而攘利，图私而害公而已。古今中外，破家亡国，一丘之貉，罔不由此。当其树帜称号，无不曰救亡救亡，察其举措行事，无一非致亡速亡，故救亡之说，不惟其名惟其实。先生以党魁入佐国务，以救亡为大政方针，不审为名为实乎?为名则全国生命财产岂堪再试，为实则自公等入阁，何为以破坏国会为初哉首基之政策耶?共和国不可无国会，夫人而知之矣。共和国之无国会，自中华民国始，中华民国之无国会，自十一月四号始。四号之事孰实为之?命令出自总统，副署出自总理，形式所在，责有攸归，宜若与司法总长进步党理事之任公先生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道路之人，爱国之士，不问形式而苛求底蕴，不信谣诼而好察迩言，穷源探本，人有恒情，图穷而匕首自见，事久而黑幕益张，虽有知者无如之何，众口铄金，窃为高明危之。”这一段话，不仅将梁指斥为解散国会的罪魁祸首，且抨击他为争权攘利的伪君子。梁启超对袁世凯解散国会究竟负有何等责任?是参与决策，抑或怂恿之，默许之?毋庸讳言，梁氏与同盟会政见不同，视由同盟会脱胎而来的国民党为敌党，暴民政治之源，“民主鬼”，但梁并非独裁主义者，他入政府是想渐进地改造政府，达到宪政的目的，所以对于袁世凯对国会的态度他是持反对意见的。他致书袁世凯，要求必须维持国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除确有阴谋暴乱的实据者外，不可滥捕议员。他对于袁恃武力而倒行逆施的行为不以为然：“或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同时，他利用进步党的力量竭力团结其他党派的议员，以保证国会能正常运作，当然，既为幕僚，向总统进言，亦容有不当：“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虽如此，其维护国会的苦心昭然可见。但无论如何，政党政治远非他所预想，一方面不容异见，悍然依恃武力破坏共和，一方面心怀怨恨，煽惑拆台不遗余力，共和国甫一诞生，国会即分崩离析，其前途凶险自不待言。

　　党事如此，国事更不堪问。梁氏为袁世凯的司法总长，似乎位高权重，其实什么事也做不成。他曾帮助袁世凯擘划消除各省武人政治以统一政令，欲废省置州，又欲整顿财政，可惜焦苦劳神，一无所成。更糟糕的是，同党同门同乡，皆欲攀缘请托，要他在政府中安排位置。民国肇始，“两月来在西河沿一带旅馆运动官缺者七万余人，其人或在前清久任实缺，或在大学优等毕业，政府何法对付，惟有谢绝耳。”被拒绝者自是怨恨不已：“人人皆抱非分之想(中国今日大患在此)，以相要求，要求不遂，立即反唇。”对这些跑官要官的人，梁启超穷于应付，烦恼不已，他岂是结党营私，靠裙带编织关系网的官痞禄蠹?所以就职之初，就发出《告乡中父老书》声言：“谢绝请托，破除情面”。但这个告示只能挡住关系不深的人，却挡不住他的老师、同学和同志，尤其与他久经患难的“党人”，认为既然你做了大官，引荐和拔擢党人乃天经地义，否则你做官为的啥?国内和海外党人为此对梁怨恨和反目的很多。康有为也曾多次要梁安排门下弟子，甚至要梁授某人某官某职，愿望不达，亦心有憾焉，梁启超只好写长信解释。踏入官场，才知官场并不好待，嫉妒以谋倾覆者，日夜环集，稍一不慎，则身败名裂;“愈居高位握重权，则愈授人以可攻之隙”。这当官从政的滋味并不好受，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坦陈议政和从政绝非一码事，正是看着容易做起难，站着说话不腰疼。旁观者自可说三道四，做起来真是千难万难：“畴昔旁观批评，谓天下事一二语可了，今乃真不敢轻于责人也。”

　　梁启超在司法总长任上仅五月余，因熊希龄内阁垮台而辞职，官不可谓不大，责不可谓不重，励精图治之心也不能说没有，但枉费心力，终无所成。辞职时发表一篇谈话，借古人“君子思不出其位”之言反省自己的选择。但袁世凯还不想放过他，又授他一个“币制局”总裁的闲职，为自己的统治撑门面。梁氏接受了这个职位并力图有所作为。这是他明知不可而为之，还是“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苏轼诗)呢?这就不好说了。1914年三月十日梁就币制局总裁职，其后又受任袁氏“参政院”的参政员。友朋故旧已看出国事日非，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也日渐显露，麇聚其周围的人大多是无耻之徒，劝梁赶紧抽身退步，莫轻毁一世英名。与梁同门受教的刘复礼言辞最为剀切，云：如今“阁员不过为人之机械，闻人不过为人之奇货，任何事，负何责，望风希旨，旅进旅退，伴食素餐，唯唯否否，偶荷青眼，或令拟一文，草一檄，斯秘书记室之职耳，何足贵!何足贵!”又云：“任公岂犹有衣食之念耶?读书破万卷，足迹遍全球，捧手受业于名贤之门，交游侪辈非齐、鲁奇节之人，即燕、赵悲歌之士，出处去就之义，固宜素讲，而迷谬濡滞如此，北溟之鹏系于尺寸之丝，窃为足下痛之。”梁启超自本年十月后，知事无可为，去意已决，已为自己做了在北京西山赁屋著述的打算，认为自己不是从政的料，“惟自审菲才，舍文章外，实未由报国。”这种自我体认是在轰轰烈烈地折腾之后才渐渐明白的。梁氏屡辞，袁世凯要当皇帝，用不着这个讲立宪，谈共和的名士装点门面了，于是，允其辞职。对其请辞书上“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的话笑而回应道：“卓如非不才，总裁实无用。”梁启超拔出脚来，但已一身泥污。如果没有后来运动门生蔡锷树帜倒袁和助段祺瑞马厂誓师讨张勋复辟，梁启超投袁从政的这一身泥污可能终生都难以洗净。

　　梁启超运动倒袁之后，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也曾多次敦请他出山，聘请他当总统府的秘书长，梁虽婉谢，但出处进退事仍然困扰于心。1916年八月，梁对报馆记者有一篇谈话，云：“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骤然完全脱离，原属不可能之事，但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鄙人常持人才经济之说，谓凡人欲自效于国或社会，最宜用其所长。鄙人自问若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长，较之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又国中大多数人民政治智识之薄弱，实无庸为讳，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着虽似迂远，然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鄙人数年来受政界空气之刺激愈深，感此着必要亦愈切。”

　　此时他已经决定不入政局，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舆论上匡救和监督政府，重新担起启蒙思想家的责任。可惜后来还是经不住一些人的敦劝和拥趸，出任了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和以前一样，任期很短，铩羽而归。

　　梁启超一生不能忘情于政治，但他不仅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上一无所成，且受其牵累，所谓“名满天下，谤也随之”。他的朋友周善培曾对他说过一番很有见地的话，意即孔、孟也讲政治，苏(秦)张(仪)也讲政治，但孔孟算得上政治家，而苏张只能算政客。孔孟讲政治，没有自己，只谈一些政治伦理，诸侯照他的话做，国家得到治理，百姓安居乐业，那是他的幸运;不照他的话做，国破家亡，那是他活该倒霉，这两样都无关孔孟的事。而苏张与此相反，讲政治为的是自己，无论结果如何，把官弄到手了，都为自己得利。所以，孔孟讲了一生政治，虽没有得过意，一生是愉快的，结果是安全的。苏张虽然得过几天意，却一生在恐怖中，到底得不到好结果。他认为梁启超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的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所以，只该学孔孟那样讲政治，而不该像苏张那样去干政治。此话对梁氏而言可谓切中肯綮。梁启超一度看不起著述文章，而正是著述文章成就了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梁启超热中于实际的政治操作，然而率尔操觚的结果却与设想大相径庭。梁启超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大多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之于现实，常常圆凿方枘，对不上茬，无论是传统的专制政治，还是王纲解纽后混乱的强人政治都不适合于梁启超，一旦涉足，内心的苦闷和忧烦即无尽头。况且一入官场，想洁身自好而不得，理想主义者都是有道德洁癖的人，这种人自己不激流勇退，也会被淘汰出局，否则将在痛苦忧烦中弄得创痕累累，黯然收场。梁启超曾有的煎熬和苦闷正是所有与现实政治纠缠不清的理想主义者共有的。“君子思不出其位”，学孔孟，还是做苏张，如哈姆雷特诘问自己的那样：“这是一个问题”。

　　2011年6月14日于威海贝舍

                 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