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被赶出北京后，并没有回到老家河南项城，因为庚子年袁世凯在任山东巡抚的时候，因严厉剿杀义和团而遭到朝廷大臣的弹劾，结果袁世凯把他的长兄、时任营官的袁世敦拿出来顶罪，结果本已是候补知府的袁世敦，其大好仕途便被袁世凯毁于一旦。

　　袁世敦灰头土脸地回到项城老家后，不免含恨在心。数年后，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去世，但袁世凯希望将生母葬入祖茔正穴的要求却被身为族长的袁世敦(原配所出)坚决拒绝，理由是庶母不得葬入正穴。袁世敦之所以不给当时已是朝廷红人的弟弟面子，表面上看起来是维护族规、嫡庶之别，但真正原因恐怕还是当年旧事，袁世敦明摆着就是要让这个坏他前途的弟弟难堪，以出自己胸中的一口恶气。

　　由此，袁家兄弟彻底闹翻。袁世凯一怒之下，发誓再也不回项城老家。可如今北京容不下他，老家又不好意思回，袁世凯后来只好在河南彰德的洹水北岸买了一座宅院，在此安身隐居。

　　归隐期间的袁世凯，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清早出去散散步，随后与亲戚朋友下下棋；要不就是和一些来访的文人墨客诗酒吟唱，打发落寞的时光。当时的《东方杂志》上曾刊登了一副著名的“披蓑垂钓图”，袁世凯以此来表示自己归隐山林、不问世事的取意。不过，从那幅图上看，袁世凯虽然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看似闭目养神，似有决裂于仕途之象；但其凝望沉思，又隐隐作姜太公钓鱼之状。

　　事实上，“退隐”后的袁世凯貌似与世无争，流连于山水之间，但实际上却时刻注视着北京的动向。在袁世凯居室的不远处，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这便是宅院中最现代、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地方：电报处。在离开京城时，袁世凯特意带回来了一个小电台，其用意不言而喻。

　　通过电报处，袁世凯的亲朋故旧、北洋军的部属将领、还有他从前安插在政要部门的心腹爪牙，都能及时与他保持紧密联系，并向他报告外界一切巨细信息。通过这个渠道，袁世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尽在掌握。

　　据说，袁世凯也曾一度耐不住寂寞，请了当地一个有名的瞎子给他算命，瞎子告诉他说，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等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后，机会真的来了。

　　果不其然，武昌义旗一起，山西、湖南等省便纷纷响应，其他各省督抚的警报也如同雪花般直飞朝廷，要求增派军队，以防不测。摄政王载沣接到那些警报后，一下子就变得手足无措，只得慌忙召集内阁的一班大臣前来商议。

　　皇族内阁的这些人，老的老，少的少，没事的时候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要动真格了，这下倒好，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看到这般景象，摄政王载沣气得是手脚冰冷，几乎要掉下泪来。

　　庆亲王奕?资格最老，不得不出来打破这尴尬的沉默。老庆说，要保荐一个人，一定可以把革命党搞定。老庆不说则罢，一说便说到了载沣的痛脚上??你说他保的这人是谁？岂不正是那位被赶回老家的袁世凯？

　　载沣在听了老庆的话后，沉默良久，嘿然不答。

　　老庆在一边着急了，说：“要不用袁世凯的话，就怕大清要完了。”

　　听到“完了”二字，载沣不免一个激灵。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只得厚着脸皮派人去请袁世凯。三天后，奕?的亲笔信便送到了洹上村，开出的价码是请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

　　说句实话，小小的湖广总督对袁世凯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要知道，袁世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这小小的湖广总督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按袁世凯的要价，至少也应该是数年前他应得的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呢。

　　于是，袁世凯摆足了架子，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并以最近“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开价。袁世凯的借口可谓是冠冕堂皇：当年你载沣不就是以“足疾”为名将我赶出京城的吗？好，现在就给你来个“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先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再说。

　　袁世凯是可以不急，但清廷这边就不行了，摄政王载沣环顾左右，军咨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自己的两个弟弟都是少年亲贵，哪有能力收拾当前的局面。至于受命前去平叛的陆军大臣荫昌，他虽然曾经留学德国，好歹算是懂得一点军事，但他却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更别说打过仗了。

　　据说，荫昌领旨率军前往湖北时，他身穿长袍马褂，脚上却蹬着军用长靴，简直就是个“三不像”。这时，旁边有人向他恭贺大任，荫昌眉头一皱，道：“?！庆贺个啥，我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朝廷让我去湖北督师作战，您说我这倒是用拳打啊，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还算有先见之明，北洋军大都是袁世凯的旧部：统领冯国璋就不用说了，下辖第六镇的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第八协协统陈光远，一个个都不肯用命，荫昌这光杆司令哪里指挥得动。

　　在军情急如星火的情况下，载沣也只好派出袁世凯的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自去洹上村，看看袁世凯葫芦里到底要什么价。袁世凯见是熟人，也没太多废话，当下提出了“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指挥水陆各军的兵权”等六点要求，不然绝不出山。清廷无奈之下，只能全盘接受六点要求，袁世凯才勉勉强强地从河南彰德出发，前往湖北督师。

　　袁世凯出马，北洋军的表现果然大不一样，很快便攻下汉口。随后，袁世凯又返回北京，组建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新内阁，正当清廷盼望着袁世凯能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

　　在袁世凯看来，当时的局势已经不仅仅是武汉一地的问题，而是各省分崩离析的大势；即使能剿灭了武汉的革命军，但其他省份的革命党又如何对付？何况，袁世凯心里也清楚，清廷对他并不信任，一旦渡过难关，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如今天赐良机，他也得为自己打算打算。

　　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是百炼成钢，精敏老成，他绝不会轻易听从清廷使唤，也不会随意附和革命党的意愿。他要做的，是凭借手里的北洋军从中操控，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革命军，连哄带吓，既打又拉，将革命军和清廷玩弄于股掌之间。

　　据说，当时袁世凯曾给他的幕僚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各位，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200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闹革命的，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在汉口被攻下之后，袁世凯派出了亲信蔡廷干前往武昌与革命党人进行试探，但因为双方立场差异太大，谈判久久不见成效，袁世凯决定再采取军事行动，以挫败革命军的士气。随后，北洋军向汉阳发起猛攻，并很快攻下。正当前军指挥冯国璋打算乘胜将武昌一举拿下时，袁世凯却命令暂时停战，这就让冯国璋没法理解了。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武昌唾手可得、机不可失”，一边又下令继续炮击武昌，并无放弃进攻的表示。

　　袁世凯得知后勃然大怒，随后连发七道电报，严令冯国璋立刻停止进攻。为了防止冯国璋坏了自己的好事，袁世凯随后将其调回北京，委派另一名亲信段祺瑞为前敌指挥。说来说去，冯国璋毕竟只是个军人，他不懂得政治上的这么多道道，更不懂得他的袁主帅其实是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进行平衡和博弈。

　　果不其然，袁世凯最终用高超的政治技巧，不费一兵一卒便将那些皇族亲贵包括摄政王载沣在内一并扫地出门，赶出朝廷，最后又诱迫隆裕太后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最终结束了清朝200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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