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云，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上光荣。”

　　开庭之前，江青收到起诉书的副本，便提出：“我身体越来越坏了，不知还能不能支撑到宣判？如果身体不行，能不能缺席判决？”

　　不言而喻，江青在试探能不能躲过公开审判这一关。

　　当她的要求被明确地否定之后，她又提出：“在戏曲里，审讯皇太后的时候，皇太后是坐在那里的。我在法庭上能不能也坐在那里？”

　　江青在囹圄之中，还要摆“皇太后”的架子呢！

　　她得到的答复是：“在法庭上，叫你站，你就得站。允许你坐的时候，你可以坐。”

　　最后，江青又提出要请个“顾问”。

　　江青说：“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她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替你请‘顾问’，但是你可以请律师。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

　　于是，江青要求请律师。

　　请谁当她的律师呢？

　　江青自己提出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史良。江青说，史良是大律师，又是女的，比较合适。

　　江青得到这样的答复：“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第二个是刘大坚。

　　江青说，过去毛主席接见他时，她见过他。

　　其实，江青把他的名字记错了，他叫刘大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这时，刘大杰已经去世，无法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第三个是周建人。

　　周建人，鲁迅之弟。江青在提出周建人之后，马上又自己加以否定：“哦，周建人年纪也大了，恐怕不行。”

　　江青无法自己指定律师，就要求特别法庭为她请律师。

　　特别法庭经过研究，决定为江青请两位律师：一位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特别法庭辩护组组长张思之，另一位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刑法专家朱华荣。

　　1980年11月13日，两位律师在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司长王汝琪的陪同下，前往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那里的贾政委向律师介绍了江青的近况，然后安排他们会见江青。

　　会见室就在秦城监狱江青所住的那幢小楼底层，在关押江青的房间的隔壁。

　　两位律师在会见室坐定后，政委从隔壁把江青带了进来。

　　江青穿了黑色棉大衣，戴了顶帽子。她见了两位律师，显出从未有过的“谦虚”，居然给两位律师鞠了一躬。

　　然而，江青一开口，就露出了她的“本色”：“两位律师的简介，我都看了。两位都是很有名的律师，这很好。不过，我知道你们很可能是邓小平、叶剑英派来的。虽说这样，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党内斗争嘛……”

　　张思之律师听到这里，不客气地打断了江青的话：“现在不是‘党内斗争’的问题，你是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起诉！”

　　江青马上反驳：“我是反革命？可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才是反革命！他们要起诉我，我倒要起诉他们呢！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袭击，把我逮捕，把我扔进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个小时没人管我，这是非法绑架……”

　　这么一来，变成律师与江青进行“法庭辩论”了。

　　朱华荣律师一看，这样下去，双方会僵持，就转移了话题，问江青有什么不清楚的法律问题，需要他们帮助解答。

　　于是，江青向他们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叫公诉？公诉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朱华荣律师一一作了答复。

　　江青听罢，说道：“按照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有罪！我请你们，是要你们替我跟邓小平、叶剑英辩，不是让你们代表他们跟我辩。你们要好好学习《五?一六通知》，好好学习《十六条》，好好学习《九大政治报告》……”

　　张思之律师明确向她指出：“律师要看什么文件，律师自会安排。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请律师？”

　　江青说要考虑一下。这样，她结束了与两位律师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江青告诉监管人员：“那个姓张的律师，我不要；我先要那个姓朱的律师吧。”

　　后来，法庭加派了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傅志仁律师，和朱华荣律师一起，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1980年11月22日，朱华荣律师和傅志仁律师去秦城监狱与江青谈话。

　　这一回，江青见了两位律师，没有鞠躬，却亲自给两位律师沏了茶，表示敬意。

　　江青拿出起诉书，上面写满她的批语。江青说：“起诉书完全否定了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江青指着那些批语说：“你们要根据我的意见，批驳起诉书，为我进行辩护，作为我的代言人。”

　　朱律师向江青指出：“律师只能按照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是不能做代言人。”

　　她恼怒了：“你们也是那边的人！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

　　公审之前，江青被押往正义路法庭候审室。那候审室共十间，供十名主犯各居一间。屋里有一桌、一椅、一床和一个厕所。她提出要在床头挂一幅毛泽东像，遭到拒绝。不过，她要求在桌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倒是被接受。

　　江青依然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总是穿一件黑色棉袄出庭，外套一件黑背心，棉袄的领子上打了一块补丁。比起其他九名主犯来，她坐在被告席上，表情要“丰富”得多：时而冷笑，时而蔑视，时而怒气冲冲，时而装聋作哑，依然演员本色。

　　她跟张春桥全然不同。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耷拉着脑袋，如一段木头。她则嘁嘁喳喳，要辩解，要“反击”。

　　在受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江青总共出庭十次。

来源：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