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喜欢谈的话题，是1950年冬天，二五高地那场恶战。但每次说到牺牲的战友、指导员、连长，父亲的眼眶都红了。”朱彦夫的大女儿朱向华说。

　　朱彦夫是二五高地那场战斗中唯一活下来的人。

　　昏迷了93天，好不容易从死的边缘被拉了回来，却发现自己没有了双手双脚，还没有了一只眼睛。“这样的命我不要！没手没脚，活着又有什么用……”朱彦夫也曾绝望过，想过放弃。

　　1952年清明节，一场跟学生们分享自己战斗经历的报告会，彻底改变了朱彦夫。现场热烈的掌声和呼喊声，让他明白，一个战士，一个重残人，仍然还有巨大价值。“这么多人理解我们的壮举，并把深深的爱和尊敬给予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

　　为了锻炼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也为了那一方养育自己的水土，朱彦夫回到了家乡?山东淄博沂源县张家泉村。

　　重拾自理能力的艰难超出他的想象。为了全身心投入锻炼，朱彦夫躲开众人，藏匿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独自练习。首先必须突破吃饭难关：餐具搬运，困难重重，吃碗里的饭，难度更大。每“吃完”一顿饭，他都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装卸假肢又是一只“拦路虎”。他用嘴咬臂抱的方式，从生到熟，单缠衬布这一道工序就折腾了几百遍。终于，他站起来了！他忍不住大笑一声：“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关键在于毅力和恒心！”

　　时隔60多年，走进张家泉村，到处都是朱彦夫当年留下的痕迹。龙王庙大口井、“赶牛沟”防洪洞、夜校旧址、壮观的梯田……25年的村支书生涯，朱彦夫拖着17斤重的假肢，走遍全村的山山水水，为老百姓的生活东奔西走，一个重残军人撑起了整个村庄。

　　在张家泉村人心中，朱彦夫是最关心群众疾苦的好书记。村民张太元说，全村父老乡亲几乎都受过朱彦夫的资助，他每个月36元的伤残抚恤金成了全村人的“小金库”。

　　朱彦夫工作起来很较真儿。为了摸清村干部工作汇报是否属实，又要避免乡亲们的左扶右搀，他决定晚上出去勘察。村里南山脚下那条沟，足有五六米宽，沟里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块，这条“堑壕”让朱彦夫吃尽了苦头。上山容易下山难，朱彦夫干脆顺着山坡滚下来，结果全身是伤。妻子陈希荣心疼得不得了，可朱彦夫像是有了一个新发明，兴奋不已：“原来滚坡速度这么快！”

　　朱彦夫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在朱彦夫的日记中，有一篇大队党支部“洗澡”记，“洗”出了100条问题，最多的人达到51条，朱彦夫本人也有4条。“残废也容易使人产生侥幸心理，滋长居功骄傲情绪，如果不严防戒备，也会变成坏事。”朱彦夫要求自己时刻用毛泽东思想去化验、衡量和透视思想上的“敌人”，从而抓住要害，消灭它。

　　写作，源于指导员临终前的一句嘱托：“只要你能活着回去，就要想办法把我们的英雄壮举照实记录成文，传给今人后代……”

　　“这件事一直装在我心里。”1996年，朱彦夫第一本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问世。7年，33万字，朱彦夫用汗水、用泪水、用赤心、用生命写出了这本时代巨作。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对于一位从未进过学堂、没有手脚的人来说，写作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代价！见过他写字的人都认为，那不是在书写，而像是用其全部身心在拼命捕捉、揉搓一只跃跃欲飞的蝉虫。有时为了一个词甚至一个字，他会搬来字典，一查就是几十分钟、几个小时。

　　1999年，朱彦夫出版了第二部20万字的自传体小说《男儿无悔》。“读者能从中感悟到先烈的不屈、残废军人的自强、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从而汲取做人的力量，那么我也就不会因空耗时光而羞愧了。”朱彦夫说。

　　朱彦夫还是名副其实的“报告大王”。自1952年第一场报告起，他作的报告场数达1000余场。他只想做一粒火种，重新点燃那些因种种原因而暗淡下来的生命之火。

　　命运给了朱彦夫太多的苦难，但他始终以战斗的姿态面对。在一场报告会上突然倒下的朱彦夫，虽然身体又受重创，但精神依然挺立。他说，只有最大限度地向社会贡献自己的潜能，才能使自己的人生重新充满光明！（本报记者 龚亮 赵秋丽）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