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李济深首先在广州采取行动，“禁止工会擅自捕人”，“严禁工人封锁工厂或店铺”，“禁止工人抢劫工厂和店铺的一切财物”，“未经政府许可不得成立任何工会”及罢工纠察队和自卫队 ，试图把广州纳入“安定”和“秩序”的轨道。

　　李济深的做法虽然一度为共产党人和武汉政府所不满，但进入1927年初，武汉政府和共产党人也困于现实，不得不采取类似的做法了。它们相继开始劝告工人、农民“应当恪守秩序”，“遵守工厂之正当规则”，“不许可自由行动”，“不得擅自争打暴动”。

　　实际上，就连共产国际也有指示称：必须对农民加以约束，并“用一切方法使工人的斗争具有组织性，以免发生过火行为和冒进现象”，特别是必须竭力把城市中的斗争引向反对大资产阶级，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者，使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地留在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范围内。

　　但是，能不能认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时已经预见到迅猛发展的工农运动同国民党军事集团以及其基本利益之间的危险冲突，而决心限制工农运动了呢?当然不能。中共中央这时其实还是担心敌对势力远大于革命势力，害怕“民众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认为“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很容易使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开民众，形成新的军事独裁政治”。 故他们一方面设法防止工农运动中之过激现象，另一方面仍全力推动工农运动之发展，并呼吁国民党左派不要“因民众势力之高涨而怀疑，而动摇，而有一点反对工农民众” 。宣称“工农本是最受压迫的民众，现在虽然稍稍动了一动，并未曾翻过身来，更说不上抬起头来”，哪来什么“工农运动太过火”!若说什么“工农运动开罪于资本家、地主，我们的财政因此陷于困难”，“外交陷于困难”，“这都是反革命的倾向”。

　　斯大林那里惧于托洛茨基派的攻击，也不能不尽力把中国革命引向深入，因此同样坚决反对“在城市中退却并收缩工人争取改善其地位的斗争”，故坚持认为“发布反对罢工自由、反对工人集会自由等法令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方面防止工农运动“过火行动和冒进现象”的种种措施，实际上均不起作用。各地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迅速使日趋恶化的国共关系陷入更严重的危机中。

　　从1927年3月武汉方面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剥夺蒋介石的党权、政权前后开始，蒋介石就在他所控制的地区针对武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势力，展开了压制和打击的步骤，导致那些地方的工农运动接连受到严重摧残。在两湖地区，虽因武汉政府及军事领袖碍于同苏联及中共的合作关系，不得不实行保护工农的政策，但部队由于欠饷而开小差以至哗变的情况已时有发生，再加上工农运动侵害军官家属的事件频频发生，切身利益受到损害也导致两湖地区部队中的军官日趋转向反共。

　　时局进入到如此危急的关头，如何准确估价军队及武装在革命中的作用，对于处于危机中的共产党人来说至关重要。斯大林无疑是最早注意到军队和武装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的。他不仅注意到在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装夺取政权，而不是暴动，甚至还注意到中国的土地革命也只有“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的方式才容易实现。 出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的隔膜，和对苏俄当年改造旧军队经验的固执，他竟然相信在国民党那些由旧军队改编而成的部队里派上几名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人员之后，就可以把它们变成一支革命军队了。显然，斯大林依旧夸大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对武汉国民党政权的控制作用，误以为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只要共产党人能够在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就不难保证军队转向革命，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国民党军队的现状会给共产党人带来多大的危险。他甚至相信，现在就可以“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

　　多半也只有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才能产生出可以利用蒋介石或唐生智的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之类的念头。在中国，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共产国际代表或苏联顾问，都断然不会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身上。自从袁世凯利用军队攫取了大总统的宝座，并使其手下的军官同时成为地方军政首脑以来，中国的将军们就已经结成一个特殊的权力阶层。有枪就有权，就有地盘，就有一切。这种政治生存逻辑一旦形成，历来受政治权力支配并为之服务的军人，便开始利用枪杆子主动追求政治权力，使之为个人或派系集团的利益服务。枪杆子第一次如此紧密地与个人的和集团的利益结合起来，非有枪杆子不能占有地盘，攫取权力，不能有个人或集团的特殊利益，结果是不仅有军必阀，而且无军即无政，政治本身也日渐成为军事权力的附属物。国民党及其军队本身也毫不例外。

　　实际上，恰恰是俄国人自己在中国埋下了独裁专制的种子。自近代以来，中国中央权力已日渐削弱，地方军阀割据现象的出现愈益加剧了传统中央集权体制的瓦解。地方实力派之间的你争我夺虽然造成了空前混乱的战国局面，但中央政府的弱势与大大小小地方实力派相互抑制的权力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催生着民主政治格局的萌芽。辛亥革命后，尤其是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换来换去，国会及政党政治异常活跃，思想舆论环境格外宽松，新文化运动乃至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都是与这一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的。

　　鲍罗廷为国民党人引进的苏联党军一体的中央集权体制，显然是与此背道而驰的。但是，它却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相当多的国人厌乱求治的心理，尤其是适应了孙中山试图重建中央高度集权，实现一统中国的政治需要。而以党治国，以党领军和以党统政的办法，最能满足孙中山以党魁身份“总理”一切，再通过党治这种专制形式来实现高度集权的强烈愿望。但孙中山能够以党魁身份“总理”一切，更多的是凭其个人不可替代的威望，党只是起着传递其意志和形成组织的网络的功用。孙中山一死，再没有人有如此威望之后，新权威的树立就必须要靠军事强力了。蒋介石以一介军校校长和国民党的后起之辈，能够一朝崛起，直至成为党的最高领袖，鲍罗廷的信任与提拔固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根本上还是因为蒋掌握着国民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法宝?军队。只是，如此一来，也就难免会形成军党一体、党赖军存、有军才有政的近乎军事独裁的政治格局。

　　国民党即使落到军人执政，它也不同于普通军阀组织。蒋介石夺权后，必欲同时掌握党权和政权，除了在现代政治中他必须要借助政党政治取得权力的合法性以外，也是因为他必须要利用党的意识形态旗帜，以自居于政治道德和政治正确的制高点，并利用党、政组织网络来达到聚合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的目的。事实也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情况，正是因为蒋介石不是作为一介军事将领，而是作为高擎政治道义大旗的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领袖进行北伐，无数大小军阀权衡利弊后才会纷纷选择加入到国民革命军的行列中来。尽管他们的投靠更多的只是基于一种利害关系而已，未必存在多少政治取向问题，但国民党的革命党形象，以及它“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政治号召，具有相当的政治道德力量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蒋介石的势力如滚雪球般地不断膨胀，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到武汉政府和共产党人的生存;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受命还要把革命更加推向左倾，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策略很快陷入混乱之中。

　　激进的意识形态规定会怎样限制共产党人策略手法的灵活性，这个时候已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从鲍罗廷在迁都问题上巧妙地争取到多数国民党领导人的支持，使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摆脱了蒋介石的控制，进而自己重新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幕后操手这一经过来看，他依旧能够通过施展政治手腕来达成莫斯科的某些政治目标。但是，因为已经把蒋介石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并认定民族资产阶级正在与共产党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因此，要想再争取蒋介石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鲍罗廷这时的策略是利用湖南军阀唐生智来对抗蒋介石，但他并不真的了解唐生智，何况他也并不清楚在战争期间制造军事将领中间的对立，可能带来怎样的一种后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军队中的反蒋倾向后，他几乎立即“感到后怕”，“不知道做得对不对” 的原因所在。

　　摘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 ?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书

来源：华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