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世纪开端，一场对晚清以来历史的研究热逐渐兴起，一直到2011年达到高潮，大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和研究文章出版发表，不仅在学术界引发热潮，同时也引发了整个社会对于近代史研究的普遍兴趣。许多近代人物也成为当时代书籍中的明星，从曾国藩到李鸿章，从蔡元培到胡适等等，一再地被研究者提起。

　　然而，热潮正在逐渐消退，最近以来，关于近代史的话题渐渐变少，相关的书籍也不再是出版市场上的热点。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多事之秋，从帝制时代到现代化国家的转变历程，也确实值得大书特书。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究竟是什么，让历史远远地超脱出历史研究的范畴，而成为一个绵延十多年的社会热点？

　　对此，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孙立群说：“一方面这是历史研究的规律所致；另一方面，也和许多人对当时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不满和思考有关。事实上，随着社会和国家持续的良性发展，这种热度也在减退。人们的目光，毕竟还是朝着未来，而不是过去。”

　　近代史热的原因

　　北京晨报：新世纪以来形成了一场近代史研究的热潮，在您看来，这个热潮是如何形成的？

　　孙立群：首先，从历史研究本身来说，这也是一个必然。没到一定的时间，对之前的历史重新梳理和研究是历史研究中很正常的现象。近代以来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应该要澄清一下，许多当时限于时代局限所作的研究、所下的结论，在今天看来，就有一些值得商榷和重新思考的必要。比如说北洋时代的一些问题，民国时代的一些问题，是不是需要重新认识下，这是出现集中研究近代史的原因之一。

　　北京晨报：您认为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孙立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感情的因素。前些年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忧虑、不满等等情绪，使得一些人把目光投向了历史，甚至有的人会觉得今不如昔，当然这种感情并不正确，但也正是这样的感情，使得近代史的热度一再提升。而随着这几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热潮也正在消退。此外，到2011，辛亥革命整整一百年，正好也催生了近代史热的高峰。

　　近代史热中，一些词汇总是反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大师、变革、理想等等，特别是文化领域中的近代史，更是许多人追捧赞扬的对象。但事实究竟如何？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孙立群说：“动不动就民国范儿，动不动就是大师云集，个人感觉有些过了。那不是一个盛世，而是乱世，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也是中国近代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乱世。几个人不能代表所有的人，个案也不是整个时代的缩影。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科学和全面，不要被历史的片段所迷惑，更不要因此形成不正确的价值观和历史观。”

　　重新厘定的历史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这一场近代史热中留下了什么样的思考？

　　孙立群：通过对那一段历史的重新梳理、认识，我们也认识到许多以往被忽略的问题，同时也有一些由于时代局限所做出的结论，被重新发掘出来，重新认识。就以辛亥革命来说，它有积极的一部分，同时也有它不彻底的一面，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八九年的时间是一个最动荡的时代，不仅仅是社会的动荡，包括文化领域也是如此，那个时代的种种事件，其实有太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比如打倒孔家店，甚至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思想，有一些在今天看来，确实值得商榷和重新认识。

　　北京晨报：对于研究本身，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孙立群：研究中确实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动不动就“民国范儿”，动不动就颠覆历史，我个人的感觉有些过了，那个时代有它自己特定的环境，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有一些人似乎总感觉今不如昔，过去比现在要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今不如昔不是一种理性的观念，不值得提倡，也不应该推崇。

　　不要崇拜乱世

　　北京晨报：很多书籍和文章中，对那个时代都是比较推崇的，为什么您认为这是不对的呢？

　　孙立群：类似的书籍和文章我也见过不少。有一些文章让人觉得，似乎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盛世。这当然是不对的，从晚清以来，到民国时代，如果从1840年算起，100多年的时间里，绝不是歌舞升平的盛世，恰恰相反，那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乱世，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族危亡，倾覆就在旦夕。在内，老百姓生活得非常苦，面对方方面面的威胁和压力，苛捐杂税，天灾人祸绵延不绝。在外，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非常低，屡受欺凌，这样的时代，怎么会是盛世呢？

　　北京晨报：大师云集、思想爆发，很多人把那个时代当做文化繁荣的时代，您认为是否真的如此呢？

　　孙立群：这其实也是一种误区。首先，大师、精英知识分子少之又少，相对今天来说，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群体非常小，能够留名至今，当然就更少了。其二，即便是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力远远小于人们的想象，更不如今天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所以说，看起来大师很多，精英知识分子很活跃，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能真正代表那个时代。

　　感情并非历史

　　北京晨报：那么，是什么让研究者们产生了这样的误区呢？

　　孙立群：首先是专业上的误区，一些研究者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产生的偏差，包括一些专业的研究者，出现了以小见大、以偏概全的问题，以某一个方面去代表整个时代。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研究历史，认识一个时代，应该全面地去认识，如果说仅仅看见少数知识分子的活跃，而忽略了更多人流离失所、衣食不全，忽略了战争、灾难、侵略对于人们的侵害，那么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全面的，也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另一方面，前些年社会问题的累积使得人们产生今不如昔的错觉，把情感寄托在历史之中，往往就会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历史，而忽视了对其他方面的认识。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今昔对比如何？

　　孙立群：厚古薄今的心态其实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历史总是在向前，今天这个时代，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好，这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只要社会能够健康良性地发展，事实就会告诉人们，今不如昔的感觉是不准的，社会的发展总是昔不如今，现在总比过去好。历史的车轮在倒退，这只是一种感性的说法，并非理性的认识。事实也是如此，随着这几年我们国家的持续发展，近代史热也在渐渐消退，就是一个证明。

　　怀旧但不倒退

　　北京晨报：您是否认为过度的怀旧是不可取的？

　　孙立群：是的。怀旧当然没问题，历史不能忘却，但同时，怀旧不等于认为历史比今天更好，不等于就要回到过去。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这是不能改变的规律。实际上，真做一个对比，就很容易发现，今天要远远胜于过去。比如说看看人们的生活，开放这30年来，相对于开放之前如何？再对比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甚至更早，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最底层的民众，他们的生活相对于以前，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谁会愿意回到那个战火绵延、流离失所的过去呢？不会有人愿意。事实证明，历史前进的脚步不可能阻挡，今昔相比，怎能说过去比现在还好呢？

　　北京晨报：厚古薄今的观念有什么坏处？

　　孙立群：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如果总是觉得昨是而今非，难免会落在时代后面。历史总是在向前，人也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历史是我们走过的路，不要忘却它，是为了让我们走得更加顺畅，走得更快，少犯同样的错误，而不是让背负的负担更重，走得更加艰难，历史变成沉重的负担，只能让步履蹒跚。

　　被遗忘的个性

　　北京晨报：你觉得近代史中值得借鉴的地方是什么呢？

　　孙立群：比如和那个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的个性充足，卓尔不群，尽管他们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影响力不足，但是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并未因此而放弃对于时代的责任感。同时，整个文人群体有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包括北大、西南联大等著名大学，也正是这个氛围的营造者和维护者。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循环，知识分子们可以充分地展示个性，去思考、去探索。这是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所学习的。

　　北京晨报：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崇拜，是不是也和今天知识分子问题有关呢？

　　孙立群：现在的知识分子群体，确实有个性不足的问题。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游走于争夺科研项目、争取科研经费等等利益的纠缠之间，太多的东西让知识分子失去了心底最初的理想和坚持，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现象，怎么样改变这种功利的心态，真正地把自己的个性展示出来，我想确实还需要很多的努力。

　　历史给了我们什么

　　北京晨报：如何才是对待历史正确的态度？

　　孙立群：我想对于历史，不论是研究者也好，爱好者也好，还是普通的读者也好，对待历史，首先大方向不能错误，以史为鉴，是为了今天更好的发展，而不是相反。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以此给后来人以启示，使得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信心、更好的方法去获得更好的未来，而不是研究历史以后变得垂头丧气。其二，方法上应该追求科学和客观，不能以片面代替全部，把个案当做普遍的现象，也不能感情用事，用感情取代科学的态度，真实而全面去了解历史。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对历史加以取舍删削，只看自己想看的，而忽视其他，那样认识的历史，不是全面的历史。

　　北京晨报：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孙立群：首先要尊重历史，历史是不可更改的过去。其次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学习历史，挖掘对当今社会有用的东西，好的继承和学习，不好的要尽量避免再次发生。社会在发展，历史应该给予我们更多的动力，而不是阻力。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