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王明在党内逐渐失势，为挽回被动的政治局面，他四处吹捧毛泽东，然而1941年10月的情势变化，却让他看到了反败为胜的机会，发起最后一次反击。

　　40年代初 向斯大林打了一个小报告，说"毛泽东也是托派"。

　　1941年10月初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质询电，一连提了15个问题，主要是针对皖南事变以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不妥协立场，和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苏联求援的冷漠态度而发的。

　　10月3日 毛泽东给王明看了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王明后来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夜，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拿来给我看。这个电报向中共中央提出十五个问题，其中几个问题是关于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什么办法在中日战场上加强抗日军事行动，使德国在东方的同盟国日本不能开辟进攻苏联的第二战场。毛泽东请我研究一下这个电报，并说：'明天我们一起讨论怎样回答。'""十月四日和五日，在我们之间展开了异常尖锐的原则争论。我的意见是，应当加强中国抗日军事行动，使日本不能配合德寇攻苏。毛泽东不同意，但也说不出理由。但是，我有充分根据的论证，时常使他瞠目结舌，无话可说。尤其当我提醒他实行的反苏和联日路线时，他除了拍案狂叫怒吼外，全无道理可讲。"他还说：在这次谈话里，"毛泽东实际上解答了他为什么把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凯丰、杨尚昆、朱瑞等当作所谓'教条主义主要代表'，把周恩来、彭德怀当作'经验主义主要代表'来打击"。"毛泽东后来给这些人加上'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宗派主义者'等罪名，作为他打击的主要对象，不过是他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手段。"

　　10月7日 于延安杨家岭作五律《据理力争》，说"毛泽东拒绝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抗日援苏建议，我批评他违背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的原则，发生激烈斗争。他理屈，阴谋危害我的身体"。诗的内容是：

　　侵苏希魔急，日寇德同盟

　　抗战倍加紧，夹攻少可能。

　　中苏兼有利；协助竟无心！

　　为党尽人责，力争不顾身！

　　10月7日晚 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与王明谈话。王明以为有机可乘，便滔滔不绝地提出许多原则问题，责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王明事后悄悄对博古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

　　10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继续批评王明的错误，王明在发言中全面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对大家的批评进行辩解。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昨晚王明与我、稼祥、弼时等同志谈话，提出了许多原则问题，今晚他说的有些问题和昨晚谈的不同，经过了一些修改。昨晚说我们现在只要与中产〈阶级〉关系弄好，当现在苏联与中国异常困难的时期，须要与大资产阶级弄好，说边区施政纲领与新民主主义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便不好，而要与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关系弄好。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王明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郑重声明：昨晚和毛泽东等"是随便谈的，今天我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他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时局。他主要讲了以下几个方面：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他说："最近国际来电要我们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我认为目前国际提出这个问题要我们考虑是有原因的，我认为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现在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对我们关系都不好，各小党派除救国会、第三党与我们关系较好外，其他党派与我们关系也不好。我们应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弄得更好些"；"现在我们与国民党关系弄好些是必要的"，"我党虽在国共磨擦斗争中仍能执行统战政策，仍然拥护蒋介石，但在军事磨擦中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太过，如冀中苏北等地政策过左，这是妨碍统一战线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他说："中国革命过去各时期都是反帝反封建的，但有一个是主要的。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我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争，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

　　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他说："中国革命的政权是各阶级联合的政权，目前需要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地主各阶级联合的政权，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论说到经济政策中，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目前政权是各阶级联合专政，但有各种形式，今天的政府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我们今日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我认为新民主主义论许多问题都是对的，但有上面的缺点。"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说："过去我们的口号，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国民党政权，现在是改为共同的抗日政权"；"过去我们的军队也同样，或者是红军或者是国民党军队，现在是共同的抗日军队"；"国民党五中全会实行军事限共后，便发展到政治磨擦，此后合作的条件也变了，发生了两个战争，打掉一些地方政权，阶级斗争也尖锐了，这是我们被逼迫进行的。但有些地方执行政策是左了，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现在要与国民党关系弄好，可否采取下列办法？我们要求释放叶挺，八路军新四军除发饷外，我们可否提出：我们的政权与国民党政权是大同小异，而实际内容是小同大异"；"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

　　第二，关于过去武汉的工作。王明说："我认为十二月会议（1937年）与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我与中央也是一致的，但个别错误是有的。"第一，强调斗争性不够，"但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第二，论持久战问题："我对这小册子只有两点不同意见的，一点是认为西安、兰州会失守，另一点是国际援助问题。"第三，对时局估计问题："因为当时武汉形势很好，对形势估计是乐观的。"第四，组织上的问题："我当时不愿留在延安工作是不对的。""我的总结：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这个作风是我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没有像毛主席那样慎重）在这个范围内给我任何处分我愿意接受"。

　　王明的说法当即就引起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王明讲话期间，不时有人插话。他发言刚一结束，凯丰、陈云等人就明确表示不能同意王明推卸责任的态度，指出许多问题的发生并非与王明无关，尤其是与中央的关系问题，是各种错误的根源，王明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而王稼祥和任弼时关于共产国际尖锐批评王明的发言，完全出乎王明的预料之外，本来还决心仗着共产国际的电报与毛泽东一搏的王明，一下子被打蒙了。据王稼祥和任弼时介绍说，王明关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谈话的说法，有许多不准确，有些关键部分没有谈到。如斯大林明确主张用军队创造自己的政权，主张搞游击战争；季米特洛夫强调现在不要谈领导权问题，当面告诫王明要与国内同志弄好关系，不论谁推举，也不要当总书记等。另外，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来、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因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都明确讲，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着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

　　任弼时的发言是："我与恩来在莫时，季米特洛夫与我们谈话说到王明一些缺点，要我们告毛泽东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说过，对王明也没有说，因为感觉不好对他说。有一次毛找王明、洛甫、康生、陈云和我谈过话，批评过王明一些缺点。后来他担任边区工作，开始实际工作的调查研究，我感觉他有进步。但前次政治局会议，王发言批评别人无党性，对自己缺乏批评精神。前几次毛与王谈武汉时期的错误，王还不愿接受，昨晚谈话更提出新的原则问题。今天书记处会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来了解问题。"任弼时说："首先是曼努伊尔斯基，问我三点，我只记得下两点：第一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第二问，王明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而季米特洛夫的评语是"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的干部反映，有一次出去参观，米夫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王明居然默认。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任弼时接着说："根据国际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情形，王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王的主要问题便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

　　在与会同志对他批评后，他针对这些批评和毛泽东前几天的批评，分别进行了反驳。他说，"我认为12月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我与中央也是一致的。但个别缺点是有的"，如"强调斗争性不够"，"但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有些同志了解与我了解不同，我的了解不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便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关于《新华日报》不登《论持久战》问题，不是他不同意登，他只有两点不同意见，"因为当时武汉形势很好，对形势估计是乐观的"，等等。总之，"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

　　有的学者评论说："由于自信有共产国际指示为依据，王明在发言时极力做出有恃无恐的样子，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以求一逞。但王明这回再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还有的学者评论说："王明在10月8日的发言是他最后的背水一战。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共产国际出于现实的考虑，实际上已半抛弃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备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向毛低头。正当王明独自一人承受来自毛的巨大压力时，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犹如一剂强心针，顿时给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向毛作最后一搏。"但是，"王明的反击被毛泽东当场粉碎"。

　　毛泽东在王明发言后对他进行了批评，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我和他谈过在下面几个问题上有错误：（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王明发言说："前几天我与毛主席谈过下面四个问题：（一）统一战线下独立性问题；（二）《论持久战》问题；（三）对武汉时期形势估计问题；（四）长江局与中央关系问题。"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上说明。"

　　10月8~9日 据王明《中共半世纪》一书说：毛泽东曾和康生、陈云找他谈话，把他们拉来"参加讨论，想请他们给他帮忙"。

　　在此前后撰写关于季米特洛夫来电要求中共中央加强中国抗日战场活动使日寇不能在东方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和毛泽东四次争论的综合笔记。

　　10月12日 突然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向任弼时提出向中央请假。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书记处会议后，领导同志们准备三天，拟定12日开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准备了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介绍7日谈话和8日会议情况，逐项批驳王明的观点，对前些天指出的王明四个方面的错误作了进一步展开。'大纲'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不分左中右，只分抗日不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全无列宁主义原则；否认政治上我党有提高国民党的任务，民主、民生要求不提了，没有了开放民众运动的任务；认为国民党一切都好，要求立即加入政府，全无阶级警惕性，全然忽视它们反共；放弃了阶级立场，只有一个民族立场，混同于国民党，一切迁就国民党，离开共产主义者的原则。这种倾向，说好一点，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浪潮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陈独秀主义、孟塞维克主义、张国焘主义。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主席认为，王明的其他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不作具体分析，有盲目乐观偏向；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武汉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大纲'也指出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还指出他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唯心形式)，宗派主义(个人主义)，这两个病根如不拔去，将来是很危险的。"

　　杨尚昆回忆说："会上，洛甫和博古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和批评，会议对所谓'国际路线'的错误取得了共识，连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主席'说是路线问题，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讲话，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战初期王明在武汉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他便以攻为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太左'，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这自然遭到同志们的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出席会议，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觉悟。""王明为什么那么傲慢？他说《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他创造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那里来的。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放弃独立自主。有同志问我，如果王明老老实实认错，事情的发展是否可能会不一样。我认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认错，他自以为有后台，有资本，顽固地坚持所谓'国际路线'，而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经叛道。"

　　有的学者评论说："以王明此前极力违心地颂扬毛泽东的表现来看，可以了解王明并不是一个一贯勇于坚持己见的人。他在整个形势一边倒的情况下破釜沉舟，不顾一切反过来批评毛泽东，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其内心之紧张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他这时惟一的赌注就是季米特洛夫的电报。8日会议的结果，特别是王稼祥和任弼时讲述的季米特洛夫等国际领导人对他的不信任态度，不能不使他如坠深渊，心理上受到相当大的刺激。惶惶不安一天之后，王明竟因过于紧张使心脏承受不住突发休克病倒了。原定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被迫延期。"

　　还有的学者评论说："毛泽东在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的批驳，及会上出现的一边倒局势，使王明深感孤掌难鸣，只得全线撤退。"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