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太平洋的岛国琉球，是清朝的藩属，但同时受日本萨摩藩的掌控。不过，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琉球的控制越来越占上风。同治年间，清王朝最后一次册封琉球国王。1871年日本企图将琉球废国改藩，次年更要求推行日本纪年，遭到琉球国王拒绝。说明，日本虽然吞并琉球野心昭然若揭，但琉球仍未臣服。

　　然而，历史却在悄然改变着。1871年底，有琉球渔船遭遇飓风，漂到台湾东南部的八瑶湾，因与当地的高山族居民发生争执，54名水手被杀。随着冲突的加剧，后又有人被杀。日本政府遂借机大做文章，经过一年多的外交窥探与讹诈之后，1874年春，日本正式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陆军少将谷千域、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聘请美国人李仙得为参谋，率领3000余兵大张旗鼓地入侵台湾。清政府方面虽然明确宣布台湾乃中国固有领土，要求日本尽快撤军，甚至有官员建议布告列国，对日宣战，但终难下定决心，做出果断决策。沈葆桢等被派赴台湾筹备防务，但并未对日本形成有效威慑。日军在台湾除了遭到土著高山族人的英勇抵抗之外，还因不适应当地溽热气候，多所折损，先后死亡560多人（作者注：据连横《台湾通史?外交志》）。在日本陈兵台湾期间，中日高层之间的谈判持续进行。最后，双方于1874年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条》，声明日本此次出兵行为“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并明确承认此前在台遇害者为“日本国属民”，由清政府“准给抚恤银10万两”。同时，日本在台修筑的房屋、道路等，中国自愿留用，付给日本“补助费”40万两（作者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43页）。

　　可见，清政府不仅在军事较量中先已示弱，外交谈判过程中更输一着。由于清政府方面没有施以果断措施，致使日本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

　　《申报》率先发起讨论

　　面对这一局面，国内渐有不满情绪，并引发了有识之士关于已经开办有年的“求强运动”的思考。当时国内第一大报《申报》率先发起了关于“振兴中国”的讨论。1874年9月11日，该报发表社评《中国当奋志振兴》，指出“中国固天地间一大邦也，反至受惊于日本一小岛国，任其弁兵安驻境内，历今数月，既不兴兵驱逐，反与商议退兵”，充分暴露了中国军事实力与政治魄力“不及他国”。在此情境之下，“安能不整顿军制，效法泰西兵事乎”？作者进一步指出，不仅西方诸国“以新法自强”，同处亚洲的日本亦“已认真从学”，故能渐收强国之效，而“独中图仍然缩手，不肯笃心以效”，甚为可惜。

　　然而，中日两国相较的结果已经证明，中国必须“奋志振兴”，否则没有出路。因为近代以降，世事大变。轮船盛行，航海如履平地，全球化进程加快，“世上诸国皆如有缩地之法，使四洲如邻里也。”商务与交涉日有增益，国际冲突更为频现，“每易于肇衅，非振兴军政则不可”。即只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保障和平发展的愿景。

　　但军事工业难以独立发展，必以国家实力为基础。所以中国的发展路径当通过“求富”以奠定“强国”之基，国人不可“仅致志于一时备得军器之精，而不复专心于效学泰西富强之法”。不仅工矿交通各业亟待大力发展，而且各类西学著述亦当大量翻译，俾引进西方“格致诸学”，以变通教育与考选之制，培养有用人才；同时，应尽量改革厘金等秕政，以苏商困，而活跃市场。如此，方为不泥古而知应时变通之道，方可收民富国强之效。

　　关于全面改革的不同意见

　　此文刊出，引发关注，产生反响。有人化名“续史楼主人”投书《申报》，提出不同意见。1874年9月12日，《申报》头版刊出《驳中国宜奋志振兴论来书》一文。文中，“续史楼主人”对于前文作者所言进行驳诘。该文在盛赞了大清王朝历代文治武功之后指出，日本侵台，清政府按兵不动，并不是清军怯弱，而是清廷战略战术使然，不应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况且，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方面，中国已卓有成效，即“开花炮有营，洋枪队有营，军装机器有局，轮船驾驶有人”，实不啻“舍己从人”之表现。其他“新政”，如开设广方言馆，学习西语，翻译格致算学等“有助致富”的书籍，派遣出洋留学等，均已次第举办，渐有收效。而关于撤减厘金，通行轮船等政则均在酌情议行之中，以期在保护中国固有权宜的同时，杜绝洋商觊觎之渐。

　　“续史楼主人”指出，至于“制度”、“服色”等则为“东方之所长”，将之视为“我国之所短”，无疑于“献媚西人之举也”。中国政治法则源远流长，各类经典“至精至博，美不胜收，何必采及西书”？即使翻译西书，用于考证等学术研究则可，用于治国理政则不必。如果“必令各官民皆攻（西）学”，“是不但援儒入墨，而并欲用彝变夏”，直欲颠覆朝纲、败坏礼教，其罪殊重。

　　可见，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中体西用”之论（甚至有点“中体中用”色彩），认为中国的政治、文教制度超乎西国，军事也不算落后，适度学习一些西方的“格致”与“技艺”之学，以为“富国”“富民”之政，尚属有益，若“大改章程，尽易制度”，则万万不可。

　　对于这种盲目乐观的论调，《申报》在9月14日刊出《答续史楼主人书》一文，在将中西国力与兵力进行详尽对比之后，作者指出：中国虽然“土地、人民不让于他国”，但“钱粮、兵额、船炮则皆不及他国矣”；而面对的局面则是“海禁一开，外国均至，中国之势几等于成周春秋之时”。在此情境之下，中国“安得尽恃仁义，不谈富强者？”从而对“续史楼主人”的论调进行了有力反驳。

　　“西友”来信提十大弊端

　　就在双方各执一论，形成对峙之时，一位 “热爱中国”的外国友人对于他们的辩驳，按捺不住，站了出来，参与讨论。1874年9月17、22和23日，《申报》连续刊登了“西友论中国积弊”的来信。这位“西友”指出《申报》评论员与“续史楼主人”两相辩诘者皆非根本问题，中国之大患不在于国势柔弱，而在于人心涣散，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有十大端，分别是行政通道不畅，畛域界限太分，冗闲官员太多，选才不适于用，民间赋税太微，官员俸酬太薄，国家兵力太弱，军事防守太疏，士人自命太高，自利之心太甚。凡此十端，皆与他国少异，是乃中国困局的成因。

　　作者指出，随着专制集权的盛行，中国官场等级森严，?口禁言，导致官僚队伍唯诺成风，敷衍塞责，民隐不得上闻，政令难以下达。地方官员各自为政，不仅“隔省督抚之司道痛痒不相关切，即同省之府厅州县亦彼疆而此界”，即使事关军国大计，也难以积极配合，协同进行。政界闲官太多，无事则耗费饷糈，有事则横加阻挠，导致行政效率愈来愈低。而以科举与捐纳为主的官员录用方式，又决定了各级官员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能，所能唯敛财，严重制约着行政人才队伍的质量建设。政府法定税率虽然不高，但民间实际支出却不低，难以堵塞的税收漏洞，导致税收成本巨大。而官员的法定工资太微，不敷养家糊口之用，则又迫使其不得不贪腐。清政府八旗与绿营共百万有奇，但兵饷不足，一兵之饷不敷一人之衣食，其家计更无论也，安得不另谋生计，以筹养家之资哉？既有另图，何能专心操演，以冀技艺纯熟乎？操演不能纯熟，兵力安能强壮？况八旗、绿营仅为陆军，适于传统的陆上安全防卫；现在，海疆日敞，海防日急，衰败羸弱的旧式军队难以适应现代国防之需。

　　这位“西友”还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以仁义为词，鄙视物质生产，不但藐视外人，而且薄待同人，往往自命清高，自比孔孟之徒。其实他们最大的追求则在于“做高官，发大财”。一旦得志，旅进旅退，无非系念于美差优缺；患得患失，不过萦情于高位厚禄，“求其视国事如家事，视民事如已事，果有几人”？所以，真正忠君爱国、克己奉公之人世所罕觏，而巧宦黠吏则逐处皆是。这些人当和平之时，非钻谋美缺，即营求好差，但知升官发财，买田问舍；战争之际则推诿卸责，非降即逃，将保家卫国的重任置于脑后。

　　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就是狃于积习，惮于轻改，长于空想，拙于实行。国内论事之人常多，而任事之人恒少。即有敢于任事之人，一改旧章，则众人皆以另眼相待。“纵能所改之事尽归美善，尚获轻改祖制之议；倘有蹉错，则其祸不可胜（举）。”说明，在中国创新变革的风险与成本极大。因为“谨守旧章，目前之利可获；若更新法，日后之害可虞”，所以国人“宁遵古制而畏有新图也”。在此情况下，要痛改积习，推动改革，必须得“大有为之君”与“能救时之臣”，靠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势，施力挽狂澜之政，庶可“去其太甚而少加变通耳”。如果仍旧推行不温不火之政令，仅知粉饰以偷安于无事之局，必至互相观望，以苟免于有事之秋。外貌似尚无其破绽，而内部却危机四伏。

　　可见，“西友”的长篇大论，痛陈晚清举国苟安，人心涣散，不知振作的弊端。作者对列举的这十个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细致分析，直指中国的官场文化、政治生态、商政弊端与意识形态。认为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其实是一种苟且畏难和虚罔敷衍的社会心理；只有全面清理并彻底破除这种积习，认真整顿，系统规划，全面改革，方能实现中国振兴之梦。

　　一揽子的改革方案

　　面对“西友”提出的中国十大弊端，自然会令人想起此前十余年中国士子冯桂芬写出的名作《校?庐抗议》。书中，冯桂芬提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包括“公黜陟”、“汰冗员”、“厚回避”、“易吏胥”、“改捐例”、“均赋税”、“兴水利”、“改河道”、“劝树桑”、“稽户口”、“节经费”、“杜亏空”、“收贫民”、“改科举”、“制洋器”、“采西学”等数十项，这些多为治世应变的基础性工作。难能可贵的是冯桂芬对照西方诸邦“小而强”，而中国“大而弱”的现状之后，明确提出中国有几个方面不如夷，包括“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冯氏之言，在当时实属惊人骇世。不过，他的《校?庐抗议》毕竟属于私家著作，初由作者自刊，流传范围有限，直到光绪年间才被大量翻刻，尤其是在戊戌变法期间因受光绪帝重视，诏令群臣阅读，方才一时洛阳纸贵。相比较而言，“西友”在1874年因呼应《申报》关于强国之梦的讨论而揭指的中国十大弊端，凭借新式媒体的传播优势，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前者。一则因为报纸传播范围广，再则因为剖析深度与力度愈于前者，所以这篇“西友”来稿当不失为晚清变法自强思潮的一份重要文献。

　　此后，《申报》呼吁中国变法自强的评论不断刊出。在1874年11月6日发表的《论中兴》的社评，作者面对日本侵台突显国力衰弱的困局，遥想古代中兴之盛，不胜感慨。要求当政者“常存四海困穷之想，而筹善后之方”。1874年11月27日刊发的社评《时务问答》，呼吁清政府加快军事改革，俾为“未雨绸缪之计”。12月15日《申报》发表《论购造铁甲船》的社评，指出日本已“一切均改西制”，对于西法“已确信不疑”，“而中国于西法尚半疑半信”，必须痛下决心，加大变革力度。1874年12月26日，《申报》又发表“客闽莲塘生”的来稿，题名《中国当宜自强为本论》，指出欧洲各强国也“不过奋志振兴于数十年前”，已收如此成效，足证变法为强国必由之路。如果中国安享承平之福，安居而不思危，泥古而不知变，则将来恐难以自强而与列国并立也。

　　可见，围绕着日本侵台事件，《申报》在声讨日本罪状的同时，对于中国积弱不振的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变革求强的论断与建议，堪称晚清变法自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