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青年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介绍，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闻纸阅览室任书记，直至次年3月，因母亲病重而离职归湘。在北京大学不到半年的时光，他读了很多的书刊，接触了很多的人和事，这个过程和影响，一直深植于他记忆之中，成为他人生前进的动力。

　　杨昌济希望他入北大，以造“可大可久之基”

　　1913年春，毛泽东被湖南第四师范录取。次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入第一师范。在这所学校里，对他影响至深的教员有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其中尤以杨昌济的影响最大。杨先生对这位农家子弟尤感兴趣，在日记中写道：“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先生期望不可谓不高，希望毛泽东像曾国藩、梁启超一样出类拔萃。仅比毛泽东年长四岁的黎锦熙和毛泽东来往密切，相交于师友之间，在读过毛泽东的日记后，他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剧烈动荡的社会呼唤“大造”之才，而毛泽东也正以极大的责任心，关注着变幻的政治风云。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一师学生编印《明耻篇》小册子，毛泽东在封面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还在挽学友的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那种对民族危难的沉重忧患，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情怀抱负，溢于字里行间，跃然纸上。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在给肖子升的信中就警告：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尤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果然应验了这一石破天惊、防患未然的预言。

　　正是由于杨昌济先生的介绍和推荐，《新青年》给毛泽东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陈独秀所说：“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他感触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为此阅读了许多哲学和伦理学的著作，而兴趣最大的是伦理学，他认为， “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青年毛泽东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充满着“舍我其谁”的自信和“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的意志。他一生之所以能最后成功，湖南一师所奠定的自信心和意志力，是最为根本的基础。他常对人说，好男儿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名为“毛奇”，以历史上普鲁士的一名很有学问的将领毛奇相比喻。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何叔衡、肖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这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肖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学会成立不久，肖子升去了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信仰仍未确定，就是他所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学会召开会议，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该尽力进行，推举蔡和森等“专负进行之责”。蔡和森到了北京后，给毛泽东来了一封信，十分同意毛泽东关于新民学会的方针意见，信中说：“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他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新民学会会员大多成了中共早期党员，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重任。

　　杨昌济此前已在北大哲学系任教，赴法勤工俭学的信息就是他传递回家乡的。这时的湖南政局混乱，政权更迭频繁，教育已经摧残殆尽，学生已到无学可求的境地。勤工俭学便是一条新的出路。6月30日，蔡和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吾三人”是指毛泽东、蔡和森和肖子升，他们都是杨昌济最看重的学生。杨昌济希望毛泽东先“入北京大学”，以造学业和事业的“可大可久之基”。在给患病母亲安排药方后，毛泽东于8月15日离开长沙前往北京，途中因铁路被大水冲断，延至19日到达北京。

　　蔡元培、李大钊安排他做图书馆管理员

　　杨昌济希望毛泽东最好能在北大继续读书，可他却没有报考预科，其间不乏经济的原因，亦不排除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相关。这里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教育部规定，中等师范生毕业后，必须先工作几年后，才能报考大学。现今这一愿望已然落空，他便作另外的努力，据肖子升回忆，由于“蔡(元培)校长帮忙的缘故”，图书馆长“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

　　毛泽东最初住在杨昌济家，其他会员分住在湖南会馆。由于分散居住，联系起来十分不便。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肖子升、罗章龙等八人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住在一间小屋里，白天还好，一到晚上，大家挤在一个炕上，挤得几乎都透不过气。如果实在熬不住要翻身，必须要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否则，根本翻不过来。毛泽东是带着抱负和求知欲来到北京，在他的眼中，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中，毛泽东当属最窘困者之一。肖子升说：“毛泽东几乎一无所有，虽然路费(往法国)已减少到一百大洋，但这对他仍是无法解决的大数目，而且他自己知道，无人能借这笔钱给他。”毛泽东自己也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有了这份图书馆的工作，“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这固定的经济收入，对他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由此奠定了他在北京的生活，故而分外珍惜。

　　有文章说：“1918年，张申府曾是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关于张是否是代理馆长一事，还有另外的说法)，正是临时工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又说毛泽东“用那种龙飞凤舞、潦草的，并没有多少根基的草体字书写图书卡片，显然是很不合适的”。因此，受到代理馆长张申府的训斥，毛泽东“恨声不绝”，“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他说：“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肖子升对这件事的叙述，就更为详尽。他说，他们原打算让毛泽东去做教室清洁员，因为，那样可以在工作之余，免费旁听。后来，是蔡元培改变了毛泽东的工作，他说：“蔡校长是位可敬的人，立即了解了我们的困难。他有个更好的主意：与其做个教室清洁员，不如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因此他写了张条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毛泽东为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工作，请将他安排在图书馆中，……’蔡校长没有指出毛泽东是由长沙来的，是‘青年领袖’。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当事人和肖子升的回忆，都已经表明毛泽东的顶头上司是李大钊，而并非张申府。

　　说到毛泽东用草书填写图书卡片，那更是站不住脚，稍有书法知识的人都知道，草书写起来是笔画连绵，飞鸟惊蛇，小小的图书卡片怎么也不能以草书填写，这是常识。十分珍惜这一工作的毛泽东，怎么可能冒着丢“饭碗”的风险，而任意在上面用草书填写，况且也无法书写。毛泽东的草书是中老年后才入佳境，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写得一手工整隽秀的楷书，他在一师时所作的读书眉批，他给表兄文咏昌的还书便条，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毛泽东的工作问题落实了，他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专心于工作之外，对学业和人生的思索仍在追寻之中。他和新民学会在京会员，曾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所谈多是学术和人生问题，对会员们很有启迪。

　　和邵飘萍、梁漱溟、周作人的交往

　　毛泽东谈起北大往事时，曾深情地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德的人”。当时，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是会员之一，邵飘萍常到学会讲课，传授办报的业务知识。毛泽东除了课堂听邵先生讲课外，还常去邵先生家讨教，据邵飘萍夫人回忆：“那时，毛主席是北大职员，平易近人，到我家里来，很有礼貌，叫飘萍为先生，叫俺邵师娘。”后来，毛泽东回长沙创办《湘江评论》，邵飘萍所传授的知识，给了他不少的帮助。毛泽东也因《湘江评论》而声名鹊起。毛泽东对邵飘萍的半年授课之恩，一直怀念在心。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杀害。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惋惜。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他对这段短暂的师生关系，极为珍惜，就是到了晚年，他仍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毛泽东和梁漱溟是同龄人，梁漱溟年长三个月。梁漱溟与杨昌济同在哲学系任教，经常来杨家，多次为梁漱溟开门的就是毛泽东，他们开始交往并日渐熟悉。1938年，梁漱溟为全民抗战积极奔走，来到延安。他单独与毛泽东进行八次谈话，其中两次彻夜长谈，使梁漱溟对共产党、对毛泽东本人有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之间的问题出在1953年9月的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扩大会议上，在有关三面红旗和农民问题的发言中，梁漱溟的一句“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惹恼了毛泽东。两人在会上起了口角，在一片批评谴责声中，梁漱溟非但不认错，反而顶撞说：“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崩溃。梁漱溟并没因此而受到任何处罚，只是两人之间再也没有来往。1986年，梁漱溟旧事重提，检讨自己“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他对毛泽东一直钦佩，就是到了晚年，在接受外国学者采访时，仍然说：“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

　　毛泽东到北大之前，曾信奉过新村主义。到北大后，他理应去拜访中国新村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周作人，可却疏于这方面的记载，想必周作人教务繁忙，毛泽东又因图书馆的本职工作等，而没有时间去拜访周作人。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发生在1920年4月7日，周作人当天日记记载“毛泽东君来访”。他和周作人相会具体谈了什么，看来已成为永远的谜， 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会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新村主义。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并服刑。1949年1月，他被保释出狱后一直住在上海。新中国建立后，他日夜思念回到北京，便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对朋友说：“南北通车了，我已经发出一书信给毛润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时见过面。有一次，他来八道湾看鲁迅，鲁迅不在家，同我谈了一会。我去信问他能不能让我回北京，还不知道给不给回音。”

　　毛泽东看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不久，周作人得到可以回北京的消息。回京后，周作人重新入住八道湾，在周扬、冯雪峰的安排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买下他的全部译稿，每月支付二百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待书稿全部出版后，稿费再重新结算。

　　赠诗北大旧识傅斯年：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零距离地接触陈独秀，当然是在北大。他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这些为我们了解毛泽东与陈独秀在北大的交往，提供了思考与遐想的空间。

　　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的引路人，1942年3月30日，也就是陈独秀逝世前两个月，他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三年后，毛泽东再论陈独秀，他说：陈独秀虽然“有些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在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提陈独秀，他说：“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显而易见，毛泽东为此而深深自责。

　　毛泽东对赴法勤工俭学自有独到的认识，他曾为此讨教胡适、黎锦熙，“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虚心好学，奉胡适为“楷模”，胡适又待人热情，好为人师，而且他们又年龄相仿，他们之间定有一段亦师亦友的交往。1951年5月17日，胡适在阅读胡华所著《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史》中关于湖南自修大学的内容后，于当日日记中写道：“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在胡适的眼中，毛泽东就是他的学生。抗战胜利后，他致书毛泽东，希望“中共领袖诸公……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胡适太天真了，中国共产党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所创立的军队，所开辟的根据地，怎么能拱手让于他人，而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体制，又怎么能容忍中共作为“第二大政党”存在呢?如此不合时宜的话语，真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毛泽东对斯诺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这件事当然使毛泽东刻骨铭心，他所说“不把我当人看待”，当有言过其实之处，不过有一点却是事实，这些“天之骄子”，怎能俯身与一个月工资只有八块大洋的“职位低下”的人，“交谈政治和文化”呢，况且，所讲又是难以听懂的“南方土话”。这之后，天各一方，急景流年，北大学生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年那个讲“南方土话”的“职位低下”的人，二十多年后，竟会在西北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1945年7月1日，抗战胜利在即，傅斯年作为六名国民参政员之一乘飞机访问延安。毛泽东单独安排时间，与傅斯年彻夜长谈。在谈到自己时，傅斯年谦逊地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第二天也就是7月5日，毛泽东给傅斯年写了封信，上写道：“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这便是章碣的《焚书坑》，毛泽东以条幅书写，以赠傅斯年。诗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为什么给傅斯年书写《焚书坑》，时下有着很多解。笔者以为毛泽东之所以书写这首唐诗，是针对傅斯年所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而抒发，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回应，其间含有自谦自况之意，即与傅相比，不是读书太多的知识分子，抑或有别的什么寓意，已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来源：红广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