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快一百岁了。

1918年元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公开地、破天荒地发表了三位青年作者的九首新诗，定格为中国诗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新诗从此诞生了。

这九首作品的三位年轻的作者，一个叫胡适，一个叫沈尹默，一个叫刘半农。他们后来都成了名满天下的学人。

1918年距今96年了。96年过去，新诗已经成了一位髦耄老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将近百年的漫长岁月里，它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令人喟叹不已，遭到了人们许多诟病。早在l934年，鲁迅先生就对它表示了相当的失望。他在写给杨霁云的一封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代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而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杰出诗人的毛泽东，对新诗也颇有微词。他这样说：“想要让我读白话诗，除非给我一百大洋。”在这里，他所说的“白话诗”，指的也就是新诗。

毛泽东终其一生，从未写过一首新诗，却留下了这么一句令人弥久不忘的对于新诗的幽默而痛切的评语。

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什么呢？1957年1月14日，在与诗人臧克家和袁水柏谈话时，他指出：“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传统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致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958年3月22日，他在《中国诗的出路》的讲话中说：“我看中国诗歌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形，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1965年7月21日，又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强调指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在以上数百字的对发展新诗的意见中，“民歌”二字竟出现了六次，它成了毛泽东论新诗发展的主题词与关键词。尤其是他的这句“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营养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的预言，今天更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思考。毛主席关于发展新诗的上述意见，无异于是医治新诗沉疴的一个对症施治的上好“药方”。

对于毛主席开出的这个“药方”，我的粗浅理解是，向古典诗歌学习，是要解决“根”与“源”，解决传统继承的问题，即是医治“数典忘祖”与“横向移植”等疾患的问题；向民歌学习，则是要解决感情、语言、韵味与形式的问题，即是医治脱离群众、八股文风等的疾患的问题，解决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早就提出的“新鲜活泼的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问题。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倒是我们专业的或业余的诗歌作者们常常忽略的一个问题，即有关向民歌学习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就有过小小的教训。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我学习诗歌创作已经50多年了。回顾与思考这个不算太短的创作过程，我体会到：凡是坚持了深入生活，坚持了认真向民歌学习，写出的作品就稍好些，读者的反应也就好些。反之，创作上就会有涩滞彷徨、畏葸不前的状况乃至出现危机，就必然会受到读者的疏离与批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被分配到安康山区工作。那儿是著名民歌《我来了》的故乡，堪称诗海歌山。我在担任报社记者的工作中，大量地接触并收集整理了许多令我耳目一新的流传于人民群众中的民歌作品，从形式上看，有山歌号子、有花鼓词、孝歌，有茶歌、船歌、薅草歌、背佬歌等等，它们对我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陆续在当地报纸及《陕西日报》《人民日报》《延河》等报刊发表了许多新诗，如《放筏人》《绿色的寄语》《渔家阿妹》《鸡心岭放歌》《汉江龙舟歌》《送粮车队过来了》等等，曾受到过读者的一些称赞。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向民歌学习，民间艺术乳汁哺育的结果。后来，远离了群众的生活，一度淡忘了向民歌的学习，却又一心想追求在创作上的突破，写了一些浮泛的山水诗、咏物诗、哲理诗，手法追求朦胧，语言则远离口语，形式欧化，思想贫乏，诗句佶屈聱牙，走入了歧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通过下乡采风、厂矿调查或挂职锻炼等形式，开始了向民歌的重新学习。曾在陕南、陕北、关中地区以及河南农村、浙江渔区等地，亲自收集整理了数百首产生于新时期的新民歌。在学习的同时，结合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创作了像《歌唱的田野》《花中人家》《放飞鸽群》《毛乌素风情》《十月的焰火》等一批具有着新的韵律、新的情调的新作。注重节奏韵律和语言的通俗明快，朗诵可为诗，谱曲即为词，先后被搬上了荧屏或舞台。这对我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回报。因为，我践行了毛主席“向民歌学习”的意见，收获了一点小小的果实，真正验证了毛主席所开“药方”的疗效。这个实践与认知，成为了我创作生涯中的一笔重要财富。

民歌，是民意的诗化，是民情的最真切的歌音。民歌的形式，虽然从古到今，随着时代与语言的变化而变化，但从根本上说，丰富多彩的民歌，却是中国广大老百姓自己创造出来的最适合抒发自己情愫襟怀的一种韵体艺术形式。正因为此，它最能表现“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最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过去，我们说起民歌，就会想到产生与流传于乡村的或唱或诵的那些没有署名的谣歌作品。进入新时期以来，城市歌谣、校园歌曲、打工者小调、卖唱号子、广告词语等等，也都以群众创作的形式大量地涌现了出来。这就是新时代的新民歌，值得我们诗歌创作者下一番收集、整理、研究和学习的功夫。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初，我去看望《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作者光未然同志。在谈到新诗向民歌学习的话题时，他说：“诗人应当拿着自己的作品，到群众中去朗诵。是好是坏，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话令我至今不忘。最近，著名诗论家、北大教授谢冕先生，在回答记者关于在中国当下的青少年启蒙教育中，为何“多用古诗而不用新诗”的问题时，他说：“因为新诗缺乏音乐性，缺乏节奏感，不容易背诵”。他说得很好。他的话指出了新诗的严重缺欠，与毛主席所说的“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的意见息息相通，很值我们认真思考。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度。继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民歌之后，新诗的诞生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但它近百年来的尴尬、寂寞，却让我们深感纠结。重温与践行毛主席在半个多世纪前对于发展新诗的意见，把它当做一副珍贵药方，医治脱离群众、孤高自赏的诗歌顽疾，用我们的创造性劳动，开创出一个真正繁荣的中国诗歌的新时代。

来源：陕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