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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江青外事活动旧影

　　本文摘自《陈丕显回忆录》，原题：《一段往事和江青的忌讳》。

　　1938年至1940年，我在中共中央东南局工作，在皖南溪县丁家山村时，我与叶挺、项英、曾山等同志工作、生活、居住在一起，当时曾听项英同志讲过江青的一些往事。1955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潘汉年、扬帆”案件，虽然大家三缄其口，但知其内情的人都心照不宣，心中有数，深知江青为人的厉害和狠毒。

　　大约是1939年这个时间，毛主席要与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新四军军部。对江青的过去有所了解的项英很不满意，说：“跟什么人结婚不行，非要跟这么个人结婚！”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项英找到了解江青在上海时情况的军部扬帆同志进行调查，并根据扬帆写的证明给延安党中央发了一封密码电报。这封署名项英，反映“蓝苹”三十年代劣迹的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此人不宜与毛主席结婚。”经办这封电报的还有新四军司令部秘书长李一氓同志。可惜，据说这份电报毛主席本人并没有收到，却落到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中。康生不仅胆大包天地把这份电报扣下，并欺骗中央说江青历史清白，而且事后向江青告密，使江青始终记恨项英、扬帆和李一氓同志。

　　上海市解放后，扬帆同志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他和潘汉年相继被捕，并以“潘、扬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判刑。扬帆在狱中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双目几近失明，并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症。其中扬帆获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他对江青的揭发。1978年10月，扬帆同志的夫人李琼到湖北荆门沙洋农场探望还在“劳改”的扬帆，她在路过武汉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1979年1月8日，我特别安排了一架安－24型专机将扬帆送回上海治病。

　　1952年3月，我从苏南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由于上海了解江青底细的人很多，所以有关她的浪漫生活传闻又听说不少。因此，我对她这个人是敬而远之，心有想法，但表面还是客客气气。“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庆施、张春桥。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

　　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谢志成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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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江青问我：“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13岁参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七年书，便回答她：“我只上过小学。”

　　“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我是中学毕业。”“小谢呢？”“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

　　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

　　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她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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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江青与周恩来(资料图)

　　“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志成在新四军时当过军部速记员，为叶挺、项英、曾山等领导做速记，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聊天时随便说了出来。哪想到这恰恰触到了江青的心病和隐痛！

　　“没有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个事！我没有被捕过，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衬裙……”江青厉声说道，声调都变了。

　　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尴尬，张春桥头都不抬，只顾吃饭，一声不吭。

　　但是，后来江青又承认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说是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自首”、“动摇”之类的事。江青说：“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只是不经意地说说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贼心虚。

　　后来得知，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成为一块心病。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汇报过，江青曾问过他：她1935（应为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指她具结自首的手续）。这实际是要黄查找后送给她。就在那次谈话之后，江青在杭州休息时也和当时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过，她在上海时没有被捕过。与此同时，她又要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到市局档案处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此后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释说，她要王济普查敌伪档案是查浙江的一个坏人，所以才要这份档案。江青所做这一切都是企图销毁罪证。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她却反咬一口，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并通过空军的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警卫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被斗、被关，受尽凌辱和折磨。华萼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