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初元年(237年)，魏明帝曹叡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名声如同地上的画饼，只能看不能吃。”

卢毓回对道：“古代通过上奏陈事考察大臣的言谈，凭实际工作考察大臣的能力。如今考绩法已经废弛，只是凭借誉毁的舆论决定晋升和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

魏帝听后，命散骑常倚刘卲作考课法。刘卲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魏明帝将一部绩效考核法交给百官审议，没想到遭到了一致反对。

司隶校尉(秘密监察官，二千石)崔林表示反对：“《周官》中绩效考试之法，条例已十分完备了。从周康王以后，就逐渐废弛，这就说明绩效考核法能否实行完全在人。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动远离。如果大臣们能尽到他的职责，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恭敬敬地尽职尽责，岂在绩效考核？”

黄门侍郎杜恕也坚决反对：“经历六代，考绩办法没有明著于世，历经七位圣人，考核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认为这是由于绩效考核的原则可以作为粗略的依据，详细的规定很难一一列举的缘故。如果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以伊尹、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如果容身保位没有被放逐罢官之罪，而为国尽节，也处在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树立，私下议论却成为风气，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恐怕也无法发挥一点点才能，何况世俗的普通人呢？”

黄门侍郎身份特殊，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他说的要旨有三：一是从理论上讲，绩效考核是一个好制度；二，从实际操作来讲，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只能作为一种原则；三，绩效考核的关键在于人。

鉴于反对声浪太大，这一次绩效考核的讨论久议不决，最终无法施行。

司马光针对这一件事，在《资治通鉴》中罕见地用很长篇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连圣贤也感为难。因此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誉，这样一来，个人的爱憎就会争相掺杂进来，善良和邪恶混淆；用绩效来考核，就巧诈横生，真假相冒。总之，治理之根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能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绩效考核，恰好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

司马光的意思很明白，再好的制度都离不开人。人心不公不明，制度也可被扭曲。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出自内心，所谓绩效，只是外在表现。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绩效，不亦难乎？做领导的，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擅长经学，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想要了解谁是理财人才，只要看他的仓库是否盈实，百姓是否富裕；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服。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可以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绩效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

现实就是如此，司马光指出，有人因是皇亲显贵，虽然无能但仍然任官授职；有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卑贱，虽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当权者所喜欢的人即使失职也不被罢免，所厌恶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核办法，增加考核条目，完备档案文簿，又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

当然有人会说：国家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国，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万，要一一考察任免，怎么能不委派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司马光的回答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做领导的，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还会有什么烦劳呢？

有人说：绩效考核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京房、刘邵不过是加以陈述及修订罢了，怎么可以废除呢？司马光的回答是：唐尧、虞舜的官吏，任职时间长，所担职责专，设立法规宽，完成期限远。所以姒鲧治水，历经九年尚未完成，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等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不像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核官吏琐琐碎碎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明察。绩效考核之法并不是只在唐尧、虞舜时才可能实行，而在汉、魏不可行，是由于京房、刘邵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枝末节的缘故。

不难看出，司马光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考绩法，他所举出的弊端可以说件件都直指现实，对于今天的政府治理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意思很明显，官员的考绩本质上在于官员的任免，其本在用人，考绩只是末枝，用人得当，则考绩可行，用人不当，则考绩无力。换言之，考核官员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当然是考核其能力与业绩，胜任与否，避免用人失误，而不是看其琐碎的表现。要在考核中得到真实情况，不在文书条目，而在于官员实质性的业绩与能力，而官员的能力与业绩不是一时可以显现出来的，同样性质的工作，可能由于环境、条件不同，评价标准就应当有所不同，不能僵化地拿一个制度去套。因而，考察官员归根到底在于领导的至公且明。领导公明，在下位的官员优劣便无所遁形。

古代官员考绩之法看上去很美，实则发挥不了实效，其根源就在于司马光的论断：“考求于迹，则文具实亡。”此后明清两代的官员考察尽管有过多种反复，都依然脱离不了这个樊篱，都有赖于帝王的公心与明断。之所以如此，背后的深层原因恐怕也不是司马光彼时能想到的，那就是古代官员的任免、考察大都源于帝王(或上司)的爱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