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自诩逻辑圆满的圣明烛照下，闽粤两省难治的病因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听不明白的语言，而治病良方也同样被皇帝发明出来，那就是在这两省推广一种“使人通晓”听得明白的语言。

皇帝的谕旨意味着实现，然而皇帝提供的只是一个理念，实现的方式却需要下面的官僚机构拟定出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对朝臣们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究竟哪一种语言才是皇帝心目中“使人通晓”的明白语言。答案毫无疑问只有一个——“官话”。

对清代人来说，“官话”指的是一种与各处土语乡音相对的通行语言，就像清代一本官话教材《正音撮要》中所解释的那样，“除各处乡谈土语、习俗侏漓不计外，其能通行者，是谓官话”，这种解释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中国通行各地的“普通话”，但两者之间仍然有着微妙的差别：按照官方定义，现代的“普通话”是全国通用标准语言；但清代的“官话”却具有地域性，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就敏锐地发现“南京的官话与北京的官话不同”，而在明清小说里，我们还能发现“广东官话”、“苏州官话”、“扬州官话”、“蓝青官话”等等，它们都被称为“官话”，但这些说着不同“官话”的人也许彼此之间都听得费劲。

颁布谕旨的皇帝肯定有自己心仪的“官话”，那就是北京的“官话”。在颁布推广官话谕旨的同一年，皇帝还发布了另一道不那么引人注意的谕旨，规定鸿胪寺朝会上唱赞的序班官员，只录用“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生员”。

但皇帝和朝臣都很清楚一点，让那些距离京师万里之遥的闽粤人士各个都操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绝对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在一番权衡考虑之下，在各部议奏的最后方案中，只提到让广东、福建人学习“官话”，但并没有具体提是哪一种“官话”。但为了使皇帝的意旨不致成为一纸空文，朝臣特意拟定了具体的惩治办法，学习官话以八年为限，不然将停止闽粤两省的科举考试。对帝国统治下的读书人来说，没有哪种惩罚比停止科举考试更重的刑罚，这等于是中断了这些人向上流动的唯一通道，对1728年的福建、广东士子来说，“官话”真的实至名归，与做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在执行皇帝意旨方面，地方永远比朝廷提出的要求更加急进。上谕颁布后的一年时间里，福建各地就先后“奉文设立”了名为“正音”的书馆和书院110所，平均每个县都有一所。而广东更是走在这场钦定官话运动的前列，在每个城乡都设立社学“以训官音”，仅仅在南海县这样的社学就达到112所，番禹县也有47所，“他府州县名目尤繁”，根据一位学者的大致统计，整个广东省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在一两年内雨后春笋般新鲜出炉。

官话运动如潮水般汹涌而来，迅速淹没了福建、广东两省，并且根据朝廷“通行凡有乡音之省，一体遵行”的议奏，这股洪流大有从闽粤向各地泛滥的趋势，在皇帝绝对意旨的推动下，似乎没有哪种力量可以阻挡这场运动蔓延全国。但仅仅上谕颁布的四年后，一名官员就以特殊的方式发出了异议的声音。

官员的疑问：钱从哪儿来？

杨永斌于1732年升任署理广东巡抚，他的仕途从32年前担任广西临桂知县开始，直到一年前才首次升任省级大员。多年仕宦生涯使他深知如何以安全方式向皇帝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在这一年6月19日写给皇帝的密折中，他并没有在一开始就提出他对这场泛滥全省的“官话运动”的看法，而是先详尽讲述了自己如何在皇帝的旨意下严禁私挖矿产和招募流民开垦荒地所取得的成效，而这一切当然都应当归功于“圣天子念切民依，计虑周详”。直到这篇长达数千字奏折的最末，杨永斌才小心地提及这场“官话运动”开展四年来的成果——也就是毫无成果。

按照杨永斌的解释，这当然不是皇帝和朝廷的政策有何不妥，而是这群广东士子不可救药。在密折中，杨痛斥这些广东士子“文艺庸陋犹在其次，而品行卑污，干犯行止有亏之案者，据各属纷纷详革，殆无虚日，且不谙官音者比比皆是”，实乃一群刁民。针对这种状况，杨永斌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重新修葺省城广州旧有的粤秀书院，将学政每年考试中的优等生拨入书院肄业，再让这些毕业的优等生各回本籍去教授那些“陋劣”之徒，最后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乍看起来杨永斌的奏折与之前颁布推广官话的上谕并无阻碍，但实则却暗度陈仓，将意图隐藏在字里行间。皇帝在上谕中认为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才导致闽粤两省民风浇薄难治，但杨却在密折中指出情况恰恰相反，是因为广东士人品行低劣，所以才导致学艺不精，官话不通。所以比起各地大张旗鼓地推广官话，是不是先提高广东士人的道德素质更是当务之急呢？

对杨永斌来说，答案毫无疑问是后者。不过，道德原因永远不会是最根本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则不会出现在密折中。皇帝钦定的官话运动所遭遇的最大阻力不是一群道德败坏的士子，而是一个更现实的原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