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翻检史料，我们发现，害怕世人的非议成为朱棣一生的噩梦。他不断举起屠刀然后砍下，但还是担心在某个隐蔽的角落，有人会对他“念念有词”，有人在对他进行抵制。他异常恐惧地认为若是不加控制，总有一天，这些人也许会慢慢汇聚起来，变成一股能够正面冲击他的力量—正如百年后王世贞所分析的“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

为防止那股力量壮大，朱棣认为自己必须先发制人。他命令兵部发布公告：“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

这是一道表面上以高压强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命令，但实质却是告诉百姓，不准“疑惧”，更不准“妄言惑众（即背后议论）”，否则就是死罪。甚至，为了彻底防止人们对他非议，他很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许诺首先起来检举揭发别人者的罪行即可免除，而且会得到其他所有被处死者的家产作为奖励，相反，“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可以想见，此令一出，社会上的风气会变成什么样子。

除了鼓励民间百姓相互揭发以外，朱棣的另一重要的恐怖手段则是重新起用锦衣卫，恢复其刑侦职能，并“寻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从此以后，只要是锦衣卫认为某人不法，即可直接投入诏狱定刑定罪，甚至还可以“取诏行，得毋径法曹”，即只要皇帝同意，便可越过法律程序将人犯直接处死。

永乐时期，锦衣卫人数究竟有多少，现在已不可考。但根据史料的记载，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初，为表示新君新气象，一次性就裁汰了锦衣卫近三万二千人。明代后期，有人痛陈其弊曰：“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罗织于告密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旨从内降，大臣初不与知，为圣政累非浅。”国家的法律如同虚设，政府司法部门和工作人员被撇在一边，皇帝一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鼓励告密、纵容刑逼，这样的国家怎能不乱？

然而，对于疯狂地想要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帝王来说，这些手段无疑是成功的。只有百姓惧怕你，你手中的权力才能足够大，也只有控制了一切，才能知道你手中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几百年后，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历史的进程竟是如此诡异。朱棣对于帝国的统治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因为他是非法的，他才会想方设法、用尽一切手段来强化这得到的权力—正是因为如此，朱元璋创设的集权体制才真正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足以证明帝国权力的篡夺者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集权体制的合格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