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盐商受挫于徽帮，无奈退出扬州盐业市场，却并未从此消沉，同样饱受明末战乱蹂躏的四川，给了他们另起炉灶的机会。

明末张献忠大西军入川，与清军激战三年，战火所及，生灵涂炭，川中人口大减。清初大量陕西人南下垦荒，形式“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头戴皮瓜帽，身披钱搭子的陕西商人，也相继入川创业。

陕商最初在四川创办钱庄、典当行和商号以积累资本，时人记述称“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帮”。雍正年间（1723年~1735年），陕商以“借地入股”方式介入川中井盐生产，“川省井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一举成为左右自贡盐场的大型盐商资本集团，闻名后世的自贡盐业，可以说是陕商一手促成的。

到了清乾隆嘉庆年间（1735年~1820年），清廷对川盐实行“招商认引”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投入盐业，陕商由此进军川盐贩运，利用川蜀之人不懂业盐的有利时机，迅速掌控了这一行业。

据称，陕西商人高绍棠开办的“协兴隆”盐号，共72家分店，一直从自贡排到上千里外的贵阳，沿途可以不入别家开的盐店。而乾隆年间像“协兴隆”这类陕西盐号、盐店，在四川共有152家，仅自贡自流井一地，就有119家。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陕商集资白银5万两，在自贡设立富丽堂皇的西秦会馆，作为盐商活动中心。会馆依照地形特地设计为船形，寓意“将四川的银子运完”。此会馆当地人称为“陕西庙”，至今仍是自贡有名的文化景观。

此时的陕商不光经营盐业，足迹也不限于四川一地。他们意识到银钱业是最赚钱的生意，把钱庄、当铺开遍了四川、甘肃大地，且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又实行低息经营策略，让利以吸引地方上众多公私客户。加上这些省区民风俭朴，“十当九赎，不愿当死”，陕西钱商遂聚拢了巨额财富，一度掌握着四川及兰州、西宁等地的金融命脉。

如成都一地，就有陕西三原、泾阳两县人开的当铺48家；清代兰州七家最大的钱庄中，有四家是西安、三原老字号在当地开的分店，后来钱庄衍化成金店，几乎清一色由陕西商人控制。

同样失意于扬州的山西商人，几乎就此完全退出了盐业。由于山西接近京师，在满清统一全国过程中，山西商人又以财力资助，颇得新朝廷欢心。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居蒙古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赐田产于张家口，委托其往来关内外，负责为皇家采购皮货等物资。至于茶叶、布业、皮货、药材、水烟、木业等等，都是陕商涉足的大宗行业，尤其是西南、西北市场，明清两代，几乎都是陕商或山陕商人的天下。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在蒙汉族商人随军，他们跟随清军，深入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号称“皇商”的山西商人。

晋商得到朝廷额外恩宠，后来转营票号，涉足金融，上演了另一段商业传奇故事，而立足长江三角洲的徽商，则独领江南经济风骚，势力之大，一时无人能及。